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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翔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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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笠死亡之谜长篇纪实文学 戴笠死亡之谜
作者：[薛萌] 第一章 （上） 一九四六年三月十七日，青岛沧口机场。 天放亮后东边出现了血红色的云层，这云层翻滚了一阵后很快消失了。不久大块的乌云不知从什么地方涌了出来，天空渐渐地变得灰暗了。当空旷的机场里有了风后，终于天空里落起了小雨，这雨使人有了阴冷的感觉。 机场里没有飞机起降，只有为数不多的地勤人员在跑道边忙着什么。也许是见雨不会停息的缘故，他们陆续地跑进了不远处的机库。这机库已长年失修根本遮不住雨，有些人想绕道机库近旁一架全金属的飞机到候机楼那边去，可守卫在飞机边的便衣警卫的警告声把他们给吓住了。这是架由美国c—47型运输机改装的客机，是国民党航空委员会调拨给军统局长戴笠用的专机。由于该机型具有良好的飞行性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被艾森豪威尔将军称为，是美国赢得这场战争的三个主要工具之一。此时，它粗短而又呈流线型的机身静卧在细雨里，尾翼上222的阿拉伯数字格外醒目。虽然登机的梯子早就准备在一旁，但紧紧关闭着的机门预示着它的主人还没有出现。 机场等待着专机起飞的时间，但迟迟没有消息。 其实，这天一早，戴笠按照往常的习惯六点钟准时起床，而后不停地批阅紧要公文，直到随从进来报告说美国客人已在餐厅等候，他才忽然想起了什么慢慢地直起了腰。此时，时钟刚好敲响八点。戴笠踏着八点钟的声响，走进布置得极为考究的餐厅。当他的身影出现后，原本坐在位置上的美军的几位高级幕僚都站了起来。从他们自然流露的笑容里，看得出他们对眼前的这位国民党的军统局长是敬重的。当戴笠就位后用生硬的英语说句问候的话后，顿时餐厅里的气氛格外地活跃了。 可是在这活跃的气氛变得浓厚后，戴笠脸上原有的笑容慢慢地变淡了。在这之前他为了宴请即将离任的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司令柯克，利用北平什锦花园的私邸作了精心的安排。可晚宴开始后，柯克不但姗姗来迟，而且借口还有别的约会只象征性地吃了点糕点，便匆匆告辞了。这不但大伤了戴笠的自尊，也使他没有了脸面。戴笠心里虽然有气，但怎么也不敢得罪这位美国人。通过军统局与美国海军情报部门的几年合作，戴笠深知柯克在美国海军中的地位和影响，特别是在军统局和他本人的出路到了生死关头之际，他觉得更离不开美国人的支持。为此，柯克在北平的那几天里，戴笠是天天陪伴处处讨好。戴笠的用心柯克心知肚明，多天后柯克极为满意地离开北平去了青岛，因为美国海军第七舰队的多艘军舰停泊在那里。 当戴笠忙完北平、天津和济南的事务后，随后也到了青岛。由于共产党在东北的势力发展超出了蒋介石的预料，戴笠按照指示欲与柯克商量，想邀请美国驻青岛的军舰帮助往东北急运军队和给养。但就在戴笠到达青岛的当天上午，柯克因要准备回国的事去了上海。得知此消息后，戴笠沉默了好久，脸上没有丝毫表情。到了晚上，他列了张名单给了随行的英文秘书，要其通知名单中这些在青岛的美国幕僚们参加第二天的早餐会。这临时的起因，戴笠是为了填补当时的内心失落还是有其它的缘故，也就不得而知了。反正在早餐会上，戴笠面对美国人仍然是谈笑自如和笑容可掬，看不出他内心里有何心事。 早餐会是上午九点钟结束的。 戴笠送走美国人后见天空细雨未断，马上要身边的人向机场联系，了解上海和南京方面的天气。很快机场回话了，说上海和南京上午阴天下午可能有雨。本来在青岛已无要事，完全可以即刻去机场登机，可此时的戴笠把飞机起飞的时间定在了十一时。他说，他要到海边去走走。青岛戴笠来过多次，但每次因公事繁多都是来去匆忙，对这里的景色无暇顾及。所以，此刻他提出这样的要求，尽管周围的人感到了突然和不解，但还是很快准备好了车。在引导车的带领下，戴笠乘坐的别克轿车拐了几个弯后，来到了汇泉区一带的海滩。这里不见游人，只有军统局青岛办事处派出的便衣警卫在附近走动着。 戴笠下车后，就在一张事先准备的长椅上坐了下来。他面对着海，凝视着压着大海的黑云和黑云下面不时涌动的海水，陷入了好长一段时间的沉思。没有人知道此时此刻戴笠在想什么，也不会有人在这个时候去问他什么。阴雨里偶尔刮来的海风还带着冷的感觉，这感觉使戴笠没有了再在海边坐下去的兴致。他终于离开了海滩，他又向大海睨视了一下，眼睛里透出的神色似乎是陌生的。回到住地后，戴笠立即要人发了两份电报：一份是给重庆军统局本部毛人凤的，要毛人凤向蒋介石报告他的行止；一份是发给军统上海办事处的，要他们下午二点钟到上海龙华机场接机。如果说戴笠去上海确实要与柯克最后深谈的话，那么还有件事始终牵着他的心，那就是影星胡蝶等戴笠到上海后要与丈夫正式办理离婚。这事戴笠在北平和天津办事时，胡蝶就几次给他电话。为此，从海边回来的戴笠与胡蝶见面的心情瞬间变得急切了，也正是这急切的心情使他给胡蝶打了电话。 戴笠与胡蝶谈了很多，但谈的最多的是他在青岛海边心里所涌现的不快和苦闷…… 胡蝶三十年代初就在上海走红了。 戴笠那时刚到上海滩混饭吃，尽管有时吃饭都成问题，但只要有胡蝶演的电影他是每场必看。当了复兴社特务处长后，戴笠仍旧对胡蝶演的电影喜爱有加。当时，南京的白天鹅电影院里，经常有戴笠的身影。他曾多次对人说，胡蝶的一举一动和一颦一笑都恰到好处，什么角色让她一演就活了，可真是中国特有的艺术之花。虽然戴笠对胡蝶极为迷恋，但由于当时身份和地位的距离太大，就是与胡蝶见一面的可能性都不存在。说到头，此时的戴笠只能是个“胡蝶迷”。过后，随着抗战的全面爆发，特别是日本人进驻上海后，戴笠也就没有了在银幕上欣赏胡蝶的机会。 但戴笠万万没有想到，随着香港被日本人占领，命运之神竟然悄悄地把胡蝶送到了他的身边。 原来，上海失陷后，胡蝶就与丈夫潘有声带着女儿去了香港。潘有声是从事搪瓷制造业的商人，为了能在香港发展生意，他用胡蝶的头像作为搪瓷产品的商标，深受香港人的喜爱。见丈夫的生意做得火红，耐不住寂寞的胡蝶在香港电影界也活跃开了。可没想到，香港不久也沦陷了，而且日本人知道胡蝶在香港后多次登门，要胡蝶为日本人拍电影。胡蝶与当时在香港的梅兰芳先生一样，毅然拒绝了与日本人的合作，并做好了秘密潜逃回广东的准备。行前，胡蝶夫妇把历年积存的财物分装成三十个大箱，并把这些箱子托付给了当时在香港的杨惠敏女士。杨惠敏是淞沪抗战时冒着弹雨向四行仓库八百壮士献旗的女学生，后国民政府赈济委员会派她到香港做接运抗日爱国人士到大后方工作，与胡蝶夫妇交往很深。可是谁也没有料到，杨惠敏雇用来运送这三十箱财物的帆船于东江途中，被一伙强盗用快艇拦截抢走了。当经过艰难跋涉到达广东曲江（韶关）的胡蝶夫妇得知此消息后，心急如焚，立即向广东当局报了案。因当时正值战乱，没人能顾得上去追查他们的财物。对此胡蝶极为伤心，因为那些被劫的箱子里有她去欧洲时与好些名人的合影和签字，还有好些特制的纪念品和相当珍贵的首饰。几经周折，胡蝶终于找到了在上海认识的杜月笙，杜月笙把此事转告给了已是军统局老板并兼任水陆交通统一稽查处处长的戴笠。此时的戴笠早已不同往日，所拥有的地位和权势使他不但答应立即调查此案，并发函邀请胡蝶夫妇来了重庆，而且腾出自己在中四路的公馆让他们居住。这公馆里，家具、卫生设施以及所需的各种物品齐备，甚至连勤杂和服务人员也一应俱全。这对过惯了优越生活而今成了落魄之人的胡蝶来说，实在是太需要了。 胡蝶又恢复了青春的样子，她说这得要感谢戴笠。 这已是一九四三年的年底了。 胡蝶的到来重又勾起了戴笠心底里对她的迷恋和崇拜，为了取悦于胡蝶，这年的除夕夜戴笠把胡蝶一家请到了曾家岩公馆吃年夜饭。酒宴开始后，戴笠的脸上完全没有了往日的严肃和冷峻，他满脸春色谈笑风生，那兴奋的样子就像个天真的大孩子。散席后，戴笠还与胡蝶的小孩玩起了纸牌，出牌时不时地做着各种怪模样，逗得孩子大笑不止。过后，他又带着胡蝶的孩子到园子里放起了烟花……这些胡蝶全看在了眼里，而且对眼前这个身材中等而壮实有力的男人自然有了很好的感觉。临离去时，胡蝶握了戴笠的手，顿时有了令男人喜爱的红晕。这红晕，使戴笠增添了征服这女人的欲望。 新年过后不久，戴笠推荐胡蝶丈夫潘有声去了昆明，担任财政部广东区货运处专员。潘有声心里清楚这是个肥缺，但如此地远离自己的女人心里不那么踏实，对戴笠的殷勤他总觉得是另有所图。可是潘有声面对胡蝶怎么也说不出口，他只好认命离家而去。几乎与潘有声去广东的同时，戴笠下令把杨惠敏和她的丈夫押解到了重庆军统看守所。紧接着，戴笠又要求广东各地的军统机构调查发生在东江的抢劫案。但由于时间已过半年多，尽管戴笠手下的人格外卖力，要如数追回胡蝶的财物已不可能。戴笠为不使胡蝶失望，按胡蝶开列的所丢失珍宝和物品的清单，指派专人从国外购置，而后亲自送到胡蝶的住处，谎说是追回的一部分财物。胡蝶见所归还的财物虽然与自己原有的大致相同，但却是全新的而且贴有美国的商标，她对戴笠的用心全都明白了。胡蝶，这位十六岁进入演艺圈，并深深懂得风月场里男女之事的女人，在戴笠面前激动的眼眶里有了泪水。早有准备的戴笠慢慢地靠近胡蝶，拿出丝绸手绢温情地帮她擦去了泪水。此时的胡蝶还不到四十岁，仍然是仪态万方、丰腴端庄和妩媚动人，特别是左边脸上的那个又深又圆的酒窝，更平添了她无尽的魅力。为此，当戴笠的手绢还没有从胡蝶的脸上移去，他早已渴望的心就控制不住了…… 戴笠终于成功了，胡蝶成了他的女人。 在胡蝶还没有成为戴笠生活的重要部分时，戴笠的周围有着许多的女人，而当他有了胡蝶后，才真正体验到了男女之间那种刻骨铭心的情爱，从而使他远离了所有的女人。为了避人耳目，戴笠与胡蝶先幽居于重庆的杨家山公馆，后又为胡碟修建了神仙洞公馆，公馆内所服务的人员全是戴笠从他江山老家招来的。自从胡蝶到重庆后，文艺界的人士不但不断地上门来看望，还经常地邀请她参加援助抗战的义演活动。而且就在胡蝶与戴笠正式有了关系之前，她还接手了一部以她为主角的电影拍摄。为此，胡蝶想与戴笠背着人同居，或者说戴笠要把胡蝶深藏起来都难。作为仍然红极一时的胡蝶看重的是自己的名声，而权势和地位都极重的戴笠也不例外。加上此时胡蝶与丈夫还没有离婚，戴笠也不愿让人在背后指指点点的。可如果要让戴笠与胡碟分离开来，这时的他已经做不到了。戴笠觉得自己活了四十多岁才好不容易得到了意中人，他是不会轻易放弃胡蝶的。戴笠与胡蝶在婚姻的事情上深谈过多次，在选择了多种方案后，最后俩人商定抗战一结束胡蝶就与丈夫办理离婚，而后戴笠正式迎娶胡蝶。 这是戴笠情感世界里一个完美的梦，他觉得这梦正慢慢地朝自己走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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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中）
……机场不知什么时候有了淡淡的雾，可不久又被远来的风吹散了。 十一时还差二十分，戴笠的车队来到了候机楼的门口。虽然门口的上面有延伸部分，但不能遮雨，戴笠下车后就被人接进了候机楼。候机楼内已聚集了青岛地方上的一些官员，更多的是军统系统的人。戴笠没有想到有这么多的人来送别，要是以往他最多向在场的人挥个手就转身登机。可这次戴笠没有急着向在场的人告别，他轻轻地抖了下落在深色中山装上的小雨点，而后分别与近旁的几个人握起了手。尽管此刻戴笠看上去有些疲倦，但谈吐中显得还精神。也许是戴笠比原先随和了许多，所有在场的人好像一下与他的距离变近了。有人对戴笠说，天气不好不要急着走。戴笠嘴角露着笑意，他自信地说，他坐的专机安全性能是世界第一流的。当还有人再次对他劝留时，戴笠的语气变得坚决了。他说，我通过局本部已向校长报告，十八日一定赶回重庆，所以我今天必须赶到上海或南京。没有人再劝说戴笠了，余下的全是预祝路途顺利的吉话。也许戴笠被这些好话说动了心，他几次当着大家面说：“这是最后一次送我了，我谢谢大家了。”没有人从戴笠的话里听出什么来，也没有人从这话里预感到什么。 当时间就要指向十一点时，戴笠转身准备登机。就在这时，早就在送行人群里候着的山东省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王洪九，走近戴笠说有要事反映。戴笠立住身迟疑了一下，而后与王洪九走进了近旁的会客室。会客室的门关上后，外边的人压着声音议论开了。是的，王洪九这突然的举动使所有在场的人都诧异了。不过会客室的门没多久就开了，从戴笠的神情里看不出有什么异样，跟在后面的王洪九仍然像进去时那样脸上没有任何表情。王洪九到底向戴笠说了什么，没有人能知道或者是猜测出来。戴笠走出会客室在候机楼的门口站住了，他与紧跟在身后的王洪九握了下手，而后说：“这是最后一次为我送行了，下不为例。”说着，戴笠又向其他的人挥了下手，这话好像也是说给他们听的。王洪九还没完全听明白戴笠所说的含义，就慌忙点着头说：“好，最后一次，这肯定是最后一次了。”王洪九说完好像感觉到了什么，刚想改口再说些什么时，戴笠已转身离去了。 可以说，此时此刻所在场的人不管揣着怎样的心事，决不会想到这次与戴笠的见面真的会成了最后一次。戴笠踏上登机的梯子时，不由自主地朝为他送行的人望了眼，本来就有些灰色的脸又变得冷漠了。 天空里的雨仍旧是绵绵不断。 十一时四十五分，戴笠的专机滑向跑道起飞了。飞机在青岛上空绕了个圈，而后转向上海方向。不久，飞机钻进了浓雾中，机身也随着气流开始颠动了。这种事在以往的飞行中，戴笠曾碰到过多次。可这次颠动就没有停过，而且越来越剧烈了。要是以往戴笠准会系好安全带，然后闭上眼睛默默地养神。但此时他怎么也稳不住自己的心绪，双手紧紧地握着座椅的扶把不放。当稍微缓了口气后，戴笠叫来了飞机师。戴笠问，飞机加了多少油？飞机师答，起飞前加了八百加仑。听说有这么多的油量戴笠放心了，他想，万一上海和南京都不能降落还能飞回重庆。这飞机的导航性能戴笠是绝不会怀疑的，尽管飞机仍然在厚厚的浓雾里挣扎着，他相信它准能飞向上海。 不知过了多长的时间，专机终于挣脱了浓雾并进入了上海的空域。 专机与上海龙华机场联系了多次才通上话，对方告诉说机场上空大雨如注，天气极其恶劣，飞机根本不能降落。飞机师把此消息立刻告知了戴笠，戴笠沉思片刻后要飞机转向南京。其实，此刻南京也正值大雨，云层压得很低，能见度极差。见此情况，飞机师建议专机重返青岛或者直飞重庆。此时，机舱里所有人的目光都盯着戴笠。戴笠朝机窗望了会，没有表情的脸上也多了份疑虑：虽然专机的性能不容置疑，但这个时候降落谁都难保安全！戴笠已感到了机舱里所有人的焦虑目光，是的，此时他不想让这些人失望。戴笠往机舱里扫视了一下说，还是飞济南吧。可就在专机改变航向时，油量警告灯亮了。这突然出现的情况使所有人都惊愕了，不是说起飞前加足了油吗？怎么说没有就没有了呢？这个时候已容不得专机上的人多想，也容不得有人去思量这其中的缘由了，专机必须要在南京机场降落。 飞机在雷雨中呼啸着、颠簸着。 南京机场接到专机要紧急降落的通报后，只好打开战时跑道。说是战时跑道其实极为简单，就是在跑道的两侧设上油槽，倒进油后将其点燃。燃起火的机场到处是油烟的味道，可是空中的专机怎么也找不到目标，只好一再地降低飞行高度。每降低一次高度，戴笠的心就揪紧一次。他清楚有人已在专机上做了手脚，要不然这油绝对不会不够。这是要置他于死地呀！这人是谁呢？戴笠的脑海里灰白一片，当这灰白慢慢地散去后，他的脑子里蓦地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身影。戴笠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颤，接着身上有了冷汗。就在他还没有缓过气来时，忽然觉得胸口被什么压得死死的，而且很快有团燃得非常猛烈的火把他给吞噬了。戴笠想挣扎，但无济于事…… 戴笠和他的专机失踪了。 本该下午二时左右到达上海龙华机场的戴笠专机，直到下午近五点钟也没有出现。早就等在机场的军统局上海办事处的接机人员，似乎预感到了什么而开始骚动不安。他们利用机场的电台不停地向青岛查询，在反复核实了戴笠专机起飞的时间后，进行了多次的计算。计算的结果是，如果正常的话戴笠应该早就到上海了。而应该到达却迟迟没有到，是不是说明戴笠的专机出事了呢？这样的推测使所有在场的军统人员的身子都发冷了，是的，此时此刻谁都不愿把这事的最后结果往绝路上去想。为此，他们又急返市区杜美路办事处，用军统的电台向北平、天津、济南和南京的军统办事处和军统站，查问戴笠下落。可返回的电讯，均无消息。军统上海办事处不得已，向重庆军统局代主任秘书毛人凤报告了戴笠专机失踪的情况。 重庆军统局本部先是震惊不已，而后是惶恐不安。 毛人凤，这位与戴笠都是从江山走出来的中年人，虽然参加军统的资历不长，但由于平日工作肯卖力气加上守口如瓶和态度温和，因而得到了戴笠的器重并成了戴笠的左右手。戴笠每次出门，整个军统局的工作几乎全交给毛人凤处理。由于戴笠的信任，毛人凤在军统局的位置显得越来越重要。为此，当戴笠的专机失踪的消息传来后，毛人凤瞬间觉得天要塌下来似的。他十分紧张地守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要求开动军统的所有电台向全国的机场连续不停地发出查询指令，并要各地军统组织调动一切情报力量寻找戴笠专机的下落。但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毛人凤内心里的焦虑和不祥的预感越来越强烈了。要是过去，戴笠每到一个地方都要给毛人凤发电告知自己的行止，以备蒋介石随时查询，也便于了解军统局里发生的大小事情。可此次不但十多个小时联系中断，而且完全失去了行踪，这是以往从来没有出现过的。 通宵没有走出办公室的毛人凤，终于去了蒋介石在上清寺的官邸。 蒋介石听完毛人凤的报告好久一言不发，阴沉着的脸上没有任何反应。直到他不可揣测的目光重又落到毛人凤那没有表情的脸上时，才拿起电话向航空委员会主任周至柔询问了戴笠专机的去向。当蒋介石得知戴笠的专机确实失踪后，要周至柔马上派出飞机沿上海至青岛一线进行搜索。此刻，蒋介石担心的不是戴笠可能已死，而是没死的戴笠与他的专机迫降在共产党武装控制的区域。如果是这样的话，以戴笠所掌握的国民党内幕以及众多的情报，就会对蒋介石的统治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和危害。因此，蒋介石放下电话后，要毛人凤回去马上选一位将级特务带上报务员和医生，降落到共产党控制的区域去查找戴笠的下落。毛人凤离开时，蒋介石又补充了一句：“生要见人，死要见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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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下）
毛人凤回到军统局后，立即召开了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大都是军统局各部门，以及驻重庆外勤机关负责人。他们不但都有将军衔，而且全是军统的中坚力量。当他们从毛人凤的嘴里得知戴笠及专机已失踪一天一夜时，整个会议室里顿时死一般地寂静了。多年来，这些军统的头目无不把戴笠看成是军统的灵魂，谁也不敢想象离开了戴笠，军统将会是一种怎样的结局。当时参加会议的军统局总务处长沈醉回忆那时的情形，只觉得“自己浑身直冒冷汗，心想，他可千万不要出事哪”。沈醉的心态，也正是当时所有参加会议人员的心态。 可是，当毛人凤口头传达蒋介石的指令，要派有将军衔的人员带队到共区寻找戴笠时，与会者的心态变得更复杂了。此时抗战刚刚结束，在座的人都有升官发财的机会，谁甘心去冒风险呢？会场里一个个埋着头，没有人站出来愿意接受这样的任务。这尴尬的场面出乎毛人凤的意料，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些被戴笠视为心腹亲信并加以重用的人，在戴笠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竟然会如此地无情。毛人凤在万般无奈之下，感情有些冲动了，他声泪俱下地说：“同志们，委员长再三强调，一定要派个高级的同志去。如果没有一个负责人肯去，岂不是显得我们军统的负责人太胆小怕死了吗？你们让我怎么向委员长复命呢！”也许是这话打动了军统局总务处长沈醉的心，毛人凤的话音刚落不久他站起来表示愿意前往。沈醉刚满三十三岁，非浙江人更与戴笠的出生地江山县无缘，是戴笠不拘一格选拔的人才。正因为这样，沈醉出于对戴笠的知遇之恩，才决定不惜生命冒死前行。沈醉的决定使所有在场的人都松了口气，毛人凤更是激动不已，他紧紧地握着沈醉的手说：“没有想到在这个节骨眼上只有你肯去，看来戴先生真没有看错人……” 就在沈醉等人积极准备乘飞机前往共产党控制区域寻找戴笠的时候，南京传来在江宁县发现一架坠毁的军用飞机残骸的消息。蒋介石得到此消息后，在还没有验证这飞机的残骸是否是戴笠的座机时，就肯定地对身边的人说：“戴笠已死，确定无疑。” 是的，戴笠死了，与他一起走进死亡地狱的共有十三个人…… 南京离江宁县的路不是很远，但去戴笠专机坠毁地岱山的路却不好走。 军统南京办事处主任刘启瑞是带着夫人一同去岱山的，跟随的还有因有事而先到南京的戴笠的副官贾金南。他们三人一早就乘车沿着京芜公路巡查，而且还不时下车打听是否有飞机迫降或者是坠毁的事。黄昏时分，他们在江宁县板桥区遇到一个老农，从他的嘴里得知前一天有飞机撞山而坠的事。刘启瑞似乎明白了什么，立刻赶到了板桥区公所。在这之前，板桥区公所的人依照乡民的指点已去过坠机的地方。由于场面难以入目加上坠机范围较大，而且当时又暴雨不断，他们只捡了两支手枪和一枚图章就回来了。那两支枪难以辨认是谁的，但那枚图章上“龚仙舫”三个字清晰可见。龚仙舫是军统局秘书兼人事处长，见人总是笑嘻嘻的，就象一尊笑佛，是这次陪戴笠外出的主要成员。这无疑证明，那坠毁在岱山的飞机就是戴笠的专机。刘启瑞拿着图章端详着，他的手不由自主地颤抖了。当他的目光与站在身后的贾金南相遇后，两人的眸子都湿润了。 这时，浓黑的夜幕已经降临。 刘启瑞说明了自己的身份后，当即就要区公所里的人带路进山。。板桥区公所到岱山不到十华里地，但由于全是山路不能用车只得走路，上山的路又十分泥泞，乡民手中的火把时黑时明，路走得相当的艰难。刘启瑞是个跛子，在泥路上一步一滑，多次摔倒。刘启瑞的夫人见他走的实在太难，就劝他回区公所，刘启瑞坚持不肯，并接连不断地说：“戴老板平时对我不薄，戴老板平时对我不薄……”说着说着，刘启瑞说话的声音都变了。刘夫人和贾金南知道刘启瑞非到现场不可，就只好一边一个搀扶着他往前走。就这样，大约两个小时后他们终于爬上了岱山。刘启瑞还没有来得及喘口气，就看到火把照映的地方，全是飞机残骸和面目全非、不堪入目的尸首和残肢。见此情景，刘启瑞和贾金南抱头痛哭，直到刘夫人过来劝说还抽泣不止。 当晚，刘启瑞赶回南京向重庆军统本部汇报，贾金南与板桥区公所里的人在山上一直守到天亮。 天亮后，贾金南才发现这坠机的位置刚好在岱山的半腰，所有的飞机残骸成圆形抛洒在半山腰的大片泥泞中，被烧焦和被金属体强行拉断的残肢断体令人恐怖地与飞机的残骸夹杂在一起。从现场看，近两天来附近的农民已多次到这里翻搅践踏，寻找他们所要的宝物。许多尸体已被移动，泥水与这些尸体搅混到一起后很难辨认。还有些尸体已被人拖进了山腰上一条叫“困雨沟”的水沟里，其行状也是惨不忍睹。贾金南跟随戴笠已有二十多年，先是做戴的勤务兵后当了副官。这位憨厚的南京人对戴笠忠心耿耿，戴对其也是恩惠有加。由于长年累月相处在一起，贾金南不但对戴笠的生活起居以及个人的特别之处了如指掌，而且对戴笠也有着非常特别的感情。当他得知戴笠可能坠机身亡时，先是木然地愣着接着是躲到一边狂抽香烟（他不会抽烟）。为此，当清晨的光亮从天空里洒落下来后，贾金南面对坠机现场的惨状，一边流着眼泪一边疯了似地寻找戴笠的遗体。由于所有坠机遇难的人全成了一截截的“黑炭”，根本没有办法从表面辨认，贾金南只好弯着身子在这些无法辨认的尸体上，一具具地寻找嘴巴所在的位置，然后掰开嘴唇查看里面的牙齿。因为戴笠左边的臼齿上，共镶有六颗金牙。可贾金南翻遍所有尸体，仍旧没有找到戴笠。 正当贾金南感到疲惫和失望时，刘启瑞带着大批军统的人和雇佣的农民上山了。那些雇佣的农民按照贾金南的指点，把散落的十三具尸体逐一地排列起来，结果从“困雨沟”里找到的那具尸体就是戴笠。此时，戴笠的尸体已经没有了小腿和右手，眼看着这位曾叱咤风云的军统局长落得如此下场，在场的人都感到了心寒和震颤。贾金南用刘启瑞带来的白布，仔细地把戴笠的尸体一层层地包裹好，而后抱着在泥泞难行的山路上踉踉跄跄地朝山下走去。 这天，来岱山的军统系统的大头目不少，他们中竟没有一人愿意让贾金南抱着戴笠的尸体上车。贾金南多次途中拦车，甚至是流着泪希望能得到帮忙，但那些来去匆忙的小车根本就没有把他放在眼里。无奈之下，贾金南只好拦了辆大卡车把戴笠的尸体运回了南京。 下车时，贾金南恰好碰到刚从重庆飞来的沈醉，顿时心里的所有怨恨和委曲全涌了上来，他扑在沈醉面前嚎啕大哭，并说：“沈处长呵，你可来了！平时他们那么尊重戴先生，如今戴先生尸骨未寒，他们就不让戴先生搭乘他们的小汽车呀，我只好抱着戴先生坐大卡车回来。”沈醉被贾金南说得眼睛也有些红了，他为了宽慰贾金南连忙说：“人在人情在，人走万事空，你就想开些吧。”沈醉是奉了毛人凤的指令，先期来南京处理戴笠后事的。当他得知贾金南抱下车那个白布包着的就是戴笠尸体时，立即要贾金南解开白布。沈醉绝没有想到白布里面的戴笠已是面目全非，顿时他泪流满面许久说不出话来。过后，沈醉马上派人把戴笠的尸体送往殡仪馆整容，并说如整容不行一定要做个橡皮面具，而且要给穿上毛料的中山装。 这天晚上，军统南京办事处和上海办事处为沈醉等人的到来，联合在豪华大酒店设宴。席间，两个办事处里的人，以处理坠机事件“辛苦了”为由大吃大喝。在喧笑和劝酒声中，沈醉是滴酒难进。他望着眼前一张张喝的红里透光的脸渐渐地有了气，心想，戴笠死了，他们这些人用不着担心戴笠让他们交出劫收的日伪财产了，又可以大发横财了。想到这里，沈醉除了心里厌恶外，很快意识到这次戴笠从北平和天津等地回来，一定带了不少的古玩珍品，这些喝足了酒的家伙会不会趁收尸之际，将那些不易毁坏的古玩珍品悄悄地取走了呢？ 沈醉离开酒宴后，把贾金南找了来。当从贾金南的嘴里得知，坠机现场早就被人翻动过后，沈醉第二天一早就带人去了江宁县的板桥镇。沈醉到板桥镇后，找来当地县长以及众多的保甲长，一面询问飞机坠毁时的情况，一面查问是否有人捡走了坠机时没有烧完的古珍物品。对飞机坠毁的事大家说的都很热闹，可是对谁捡走古玩之类的事就没有人多说话了。见此情景，沈醉有些火了，他拍着桌子对江宁县长说：“事情发生在你的管辖区内，你要查清此事。”这县长清楚沈醉的来头，吓得直点头说：“一定照办，一定照办。”果然事隔不久，县长派人送来了一只白玉九龙杯和一柄古剑。这白玉九龙杯为宋代雕琢，有一尺多高，上面雕的九条龙中有条龙的头已被撞去。那柄古剑虽然剑鞘都已烧毁，但剑体依然寒光闪闪，锋利无比，令人惊叹不已。 这两件珍宝后经军统局清点后，送到了当时的故宫博物院收藏。 但没过多久，不知是谁有意向外界透露了那柄古剑的事，紧接着报纸上就有了戴笠的死亡与这柄古剑有关的报道。 那么真相果然如此吗？这还得从已过了多年的一段往事说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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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翔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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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上)
一九三三年的冬天迟迟不肯离去，长城边那厚厚的积雪白的有些耀眼。 这年的三月十一日，日本军队突然向防守在长城要隘古北口的国民党中央军二十五师和东北军一一二师发动了进攻。这两个师的将士在雪野里经过近五十多个小时的拼死血战，最终因为伤亡惨重以及弹药不济撤出了战斗。北古口失手后，日本军队又很快进行了集结。蒋介石对日军会如此迅速的集结非常重视，担心华北地区会遭到日本军队全面进攻。但由于对日军的调动部署和一线战事的不了解，对对方进攻的重点始终不能明确。于是，蒋介石要当时已是复兴社特务处处长的戴笠，报送这方面的情报。由于特务处成立时间不长，加上戴笠对华北地区情报工作重视不够，对长城前线战事的了解缺乏应有的布置，所以古北口一带日本军队活动方面的情报很少。为此，戴笠面对蒋介石心急如焚地催要这方面的情报，实在是无可奈何了。面对日本军队的逼人气势，蒋介石又了解不到长城战事的切实情况，不由得火冒三丈。他把戴笠找到办公室，大骂戴笠不懂情报工作的轻重缓急，并要戴笠迅速派遣人员必须在规定的时间里报告长城战事的真实情况。 戴笠挨蒋介石痛骂后，本想要在北平的特务处华北区情报组立即派人到古北口前线。可他担心这些人办不好事，就自己带了个情报组赶到了离古北口不远的地区。通过多方面收集情报，戴笠认为日本军队虽然摆出步步进逼的进攻气势，但是还不具备向华北地区发动全面攻势的兵力集中和准备，其目的只是想通过军事压力，胁迫国民党政府签订城下之盟，削弱以至取消国民党政府对华北的主权，承认华北分治和日本军队对东北和热河的占领。蒋介石得到戴笠的准确情报后心中有底了，于是决定继续把中央军的主要力量留在江西“剿共”。同时，指令国民党军政部长兼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以“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针与日本人进行妥协。 但出乎蒋介石意料的是，没多久冯玉祥和吉鸿昌等爱国军人在张家口成立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一时间得到了八方响应并且声势浩大。蒋介石面对这纷杂的形势，十分忧虑冯玉祥会就此坐大，并担心抗日同盟军的活动会失去控制，打乱他对日妥协的棋局。为此，蒋介石命令何应钦要不惜一切手段，迅速予以瓦解。对蒋介石的意图冯玉祥也有所察觉，为了给哈察尔抗日同盟军争取更多的地盘，冯玉祥自然而然地想到了国民党第四十一军军长孙殿英。此时，孙殿英控制的地盘刚好与抗日同盟军的区域相会接壤。冯玉祥为了争取孙殿英合作抗击日本军队，多次派人与孙殿英接洽。因为在这之前，孙殿英曾奉张学良之命率四十一军在热河赤峰，阻击日军进攻达七天七夜。接着在猴头沟门，又与日本军队激战了十多天。尽管最后以四十一军撤退而告终，可孙殿英赢得了他一生中惟有的一次光彩。所以冯玉祥觉得只要工作得当，此时的孙殿英是可以争取的。 何应钦得到此消息后，立即按照蒋介石的指令派戴笠和刘健群去天津做孙殿英的工作，以阻挠冯玉祥和孙殿英联合。刘健群祖籍为江西吉安，祖上早年移居贵州遵义，他曾是何应钦任南昌行营主任时的行营秘书。因刘健群能说会道，并在法西斯理论方面有一套，被何应钦引为亲信。后由于写了《我对党的一点意见》，又被蒋介石引为知己。蒋介石曾赞扬刘健群在法西斯理论方面的见识，要比黄埔系的进步十年。为此，蒋介石和何应钦想利用刘健群能言善辩的口才去说服孙殿英。 戴笠和刘健群到天津已是五月的天气了，但天津还是有些冷。 孙殿英的下榻处在天津的租界内，戴笠和刘健群在租界里费了好些功夫才与孙殿英见上面。因为刘健群在蒋介石和何应钦面前都是红人，所以戴笠此次行事全以刘健群为主。刘健群也当仁不让，与孙殿英见面后就论起了理论。他开口闭口不外是“攘外必先安内，抗日必先剿共”、“绝对拥护一个党和一个领袖”、“实现三民主义必须坚决主张领袖独裁”等等一套理论，而这些孙殿英听的是云里雾里，好半天还明白不过来。孙殿英本是个流氓军阀，因东陵盗宝而声名狼藉，他一生所奉行的哲学思想便是“有奶就是娘”。就此时的孙殿英来说，正处于左右两难的境地，如果靠向冯玉祥等人的抗日同盟军，万一抗日失败怎么办？他似乎觉得抗日是抗不得的。如果听从蒋介石和何应钦的命令去攻击抗日同盟军，那么刚由热河抗战中得来的名誉又要丧失彻底，孙殿英觉得抗日同盟军也是打不得的。 虽然，孙殿英在戴笠和刘健群面前显得左右为难，其实此刻在他心里头什么抗日不抗日、是拥蒋介石还是联合冯玉祥都不是主要的。孙殿英盘算的是在蒋介石和冯玉祥之间，谁能成为自己稳当的靠山，以保住由热河抗战中得来的荣誉和所形成的实力，好更快地发展自己的地盘和势力。而刘健群虽然能言善辩，但毕竟书生气太重，揣摩不了像孙殿英这种人的心理。尽管刘健群把自己的理论发挥的淋漓尽致，但使孙殿英的内心产生了极度的不痛快。不过，孙殿英还是给了戴笠和刘健群的面子，以有要事在身不能久留客人而礼貌地要人送客。孙殿英这么一说，刘健群泄气了，他茫然地站在屋子里不知所措。而此时的戴笠要比刘健群老练的多，虽然在整个过程中戴笠没说什么话，但他的两眼几乎没有离开过孙殿英的脸。戴笠心里清楚，对孙殿英这样的人讲大话是没有用的，关键是要他感觉到有利可图。此外，戴笠还从孙殿英的表情里感觉到，孙殿英对他和刘健群的地位并不看重。 当戴笠与刘健群走出孙殿英的住处后，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刘健群。刘健群听后不以为然，他认为主要是孙殿英对他的思想还没有认识。戴笠瞥了眼刘健群后沉默了，心想，如果下次再与刘健群来也许孙殿英连面都不愿见了。为此，当蒋介石要戴笠再次去天津做孙殿英工作时，他避开刘健群，对孙殿英所接触的人员和其周围情况作了仔细的了解。临行前，何应钦听从戴笠的意见，给孙殿英亲笔书信一封，信中以察哈尔省主席或青海西区屯垦督办的职位为诱饵，作为拉拢孙殿英的条件。戴笠接过信后，何应钦对戴笠说：“此次，能否成事就看你了。” 戴笠成了此举的关键性人物。 由于孙殿英年青的时候参加过帮会，戴笠此次天津之行邀请了洪帮里有名的老头子张树声，以及孙殿英的好友北方出了名的政客张壁。到天津后，戴笠这次没有上孙殿英的门，而是到英租界里的利顺德大饭店开了豪华包间。利顺德大饭店建于一八六三年，完全是英国古典建筑的风格，该饭店是中国最早的涉外饭店，也是中外各界社会名流的高级社交场所。溥仪居于天津时曾多次到该饭店用餐，美国第三十一届总统胡佛在此居住过多年，还有孙中山等人也多次在此下榻。在天津有钱和有势的人中，没有人不知道利顺德大饭店的。戴笠心里清楚只要住进利顺德大饭店就是地位和权势的象征，更何况他要的是这饭店里最豪华的房间呢。 当该考虑的都考虑后，戴笠本想让张壁和张树声一起去孙殿英的门上，邀孙殿英来利顺德大饭店见面。临走时因张树声突然身体不适，只好把他安置在另外的房间后，让张壁一个人前去了。当张壁敲开孙殿英的门时，孙殿英正在烧烟土。多年没见张壁的孙殿英赶忙丢下烟枪让座，并吩咐边上的人上茶。茶上来后，孙殿英问起了张壁的来意。张壁呷了口茶说，有人要见你。孙殿英不解地问，谁？张壁放下茶杯接着说，就是上次到你门上来过的戴笠。听说是戴笠，孙殿英马上就没有了好脸。张壁看在眼里，目光在孙殿英的脸上停留了一下说，此人可绝对不能小看，他可是蒋介石身边的亲信哪。听到这里，孙殿英不好看的脸上有了惊愕的表情。张壁又说，戴笠手中的权力可以让你上天堂也可以让你下地狱……。孙殿英愣了好一会，听张壁说戴笠在利顺德大饭店等时，马上让人准备了厚礼后，就轻装简从地跟着张壁到利顺德大饭店见戴笠了。 孙殿英毕竟是个混江湖的老手，见戴笠后还没有说话就倒地拜了三拜，一再地说：“失敬！失敬！上次相见我是有眼不识泰山哪！”戴笠绝没有想到孙殿英会这样，尽管他觉得有些突然但心里一下宽慰了许多，因为眼前这个“东陵大盗”显然是来讨好的。戴笠连忙搀扶起孙殿英，还没有来得及客套，孙殿英把声音嚷的响响地说：“我们都是在江湖上闯荡的，只要蒋委员长用得上我，愿一辈子做马前卒，要我割下头来，保证不会割耳朵。今日见面实属难得，为了表示我的心愿，就送两颗红宝石作纪念吧。”看着孙殿英江湖豪杰的样子，戴笠仿佛从他的身上看到了自己以前的影子，而正是这使他缩短了与孙殿英之间的距离。 孙殿英说完，向戴笠递上了一个非常考究和精美的盒子。戴笠打开一看，只见里面是两颗光泽润厚的红珠子。这时，孙殿英附着戴笠的耳边悄悄地说：“这是乾隆皇帝御用的朝珠，原本有一百零八颗，数这两颗最大，都是无价之宝呀！”虽然孙殿英没有明说这两颗是送给谁的，但戴笠接过珠宝后马上表示，回南京后定面交蒋委员长。过后，在张壁的撮合下，戴笠与孙殿英谈的相当的投机，完全没有了第一次见面时的那种难耐和压抑。是的，孙殿英认为戴笠是位难得的知己，往日可以利用。而戴笠觉得孙殿英确有江湖上的豪气，今日正好网罗。当两人谈到如何对付冯玉祥的抗日同盟军时，戴笠向孙殿英递上了何应钦的亲笔信。孙殿英凝视着信沉思良久，他明白何应钦要给的这份礼也不薄，但如果就任察哈尔省主席无疑会与抗日同盟军作对，还不如退往西北开垦青海。于是，孙殿英接受了青海西区屯垦督办的位置，并再三感谢戴笠的好意和厚恩。 戴笠此次的天津之行无疑是成功的。 当戴笠把两颗乾隆皇帝的御用朝珠面交蒋介石后，蒋介石十分高兴地对戴笠说：“好！好！你肯用脑子，能办事。” 一九三四年开春后，孙殿英的队伍开拔，远赴青海。 孙殿英原本以为这样既能屯边守土又能远离内战旋涡，但他绝没有想到就在他的队伍向西北推进不久，蒋介石暗中给宁夏军阀马鸿宾和马鸿逵发了电报，说他并不支持孙殿英出兵西部抢占回族兄弟的地盘。这可激起了马鸿兵和马鸿逵的不安和愤怒，在他们联络了青海军阀马步青和马步芳后，准备发起“四马拒孙”之战。孙殿英对西北有恶战是有考虑的，为此他派人与在陕西的红军和杨虎成做工作，以求能得到帮助。当时，孙殿英还给红军送了一千支步枪和一百挺机枪。为此，孙殿英部队过黄河时也得到了红军和杨虎成部队的协助。但孙殿英毕竟是孤军深入，在宁夏久攻不成后，被蒋介石撤消了青海督办的官职，而且还停发了孙殿英整个部队的粮军饷。这时的孙殿英已掌控不了部队了，许多部下阵前倒戈。就在孙殿英左右为难的时候，山西的阎锡山出兵断了他的归路。顿时，孙殿英成了孤家寡人，无奈之下只得到山西太原的晋祠隐居了起来。 这隐居的日子过了三年多。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在晋祠里闷的快透不过气来的孙殿英觉得是出山的时候了。终于在一个雨天里，孙殿英只身溜回了北平城。在经过好一阵口舌后，孙殿英向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借了五百条枪。接着，他从北平出城，一路收容散兵游勇。出乎孙殿英意料的是，当他来到石家庄以北的东长寿时，居然已收容到二千多人了。就这样，孙殿英又拉起了一支队伍，他把这支队伍编成了四个大队。队伍有了，可孙殿英的心是悬着的。他知道要想进一步扩充实力，给自己在政治上重新造成气候，不从蒋介石那里取得正式的“名号”是不行的。要不然仅靠这二千多条人枪，顶多也只能做一时的江湖枭雄。由此，孙殿英想到了戴笠。但因与戴笠已多年没了交往，孙殿英对已权重位高的戴笠心里没了底。为了摸这个底，孙殿英先派擅长外交的一个亲信通过关系与戴笠取得了联系。随后，孙殿英又用东陵盗来的宝物打通了驻防保定的第二集团军司令刘峙的关节，要刘峙电请蒋介石能见他一面。当这一切都做妥当后，孙殿英觉得是动身去南京的时候了。 孙殿英是带着大量珍宝去南京的。 [ 此帖被鸿翔116在2008-09-02 19:42重新编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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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中)
此时已是八月的天气，南京城里骄阳似火。 孙殿英首先会的是戴笠，是戴笠手下的人把他带到鸡鹅巷五十三号的。由于这里都是不起眼的低矮平房，孙殿英一走进戴笠办公室后就有了阴凉的感觉。孙殿英是个惯于见机行事的人，他清楚这次与戴笠见面跟前几年在天津的相见绝不是同一回事。所以，孙殿英进门后眼神始终注意着戴笠的表情，不该说不说，就是该说的也很少说。孙殿英在戴笠面前站了好一会，始终没有找到恰当的话题。但总不能不说话吧？孙殿英犹豫再三，而后试探地对戴笠说：“我已有人枪近万，还可以号召旧部数万，进可以与日本军队决一雌雄，退可以与八路军争个高低。凭我闯荡江湖的一套本领，总不会落在别人的后面。所以，我这次来南京要全靠戴先生帮忙了。”孙殿英的这套大话自然骗不过戴笠，好在戴笠对孙殿英的处境和这次来的用意已有所了解。此时的戴笠不想扫孙殿英的兴，当他亲手给孙殿英泡了茶后，一来二往的两人之间的话变得投机起来了。说到高兴时，孙殿英终于按捺不住自己的情绪，打开了随身所带的奇珍异宝。在所带珍宝中数一颗夜明珠最为宝贵，这夜明珠分开是两块，合拢是个圆球，分开透明无光，合拢则透出一道绿色的寒光，要是夜间在百步之内可照见头发。戴笠拿着夜明珠搬弄了一番，果真如此，不由得连连喝彩。这时，孙殿英走近戴笠悄悄地告诉说：“……当时将慈禧的棺材劈开后，慈禧的尸身完好，看上去就好像在睡觉一样，就因为她的嘴里含着这颗夜明珠。”孙殿英话音还没落，戴笠就提议这夜明珠送给蒋夫人宋美龄。孙殿英接着又拿出件宝物，对戴笠说：“这是慈禧在墓中用的枕头，名叫翡翠西瓜，你看送给谁？”戴笠望着这“翡翠西瓜”傻眼了，真的，他从没有见过如此珍奇的东西，连忙说：“此物还是送给宋子文先生吧。”当孙殿英把所剩宝物拿出来后，也由戴笠一一作主分给了孔祥熙和何应钦等人。只是孔祥熙夫妇后来看到宋氏兄妹的宝物后，极为眼红。经戴笠电告孙殿英后，孙又选了两串朝鞋上宝石后才算摆平。当然，这已是后事了。 对戴笠的细心，孙殿英莫不称是。 经戴笠安排，蒋介石如期接见了孙殿英。当孙殿英刚走进蒋的办公室两只脚还没有站稳，站着的蒋介石就对孙殿英说：“你的情况戴科长已经向我说明白了，你要好好地为国家出力，我已手令你为冀察游击司令。”孙殿英还没来得及感谢，蒋介石把他从头到脚看了遍后又说：“你很能干，有作为，就是过去的历史不太清白，趁抗日救国之际好好地洗刷一番，以后不要胡来了，有困难可以找我。”孙殿英被蒋介石的话吓出了一身冷汗，他赶紧跪地就拜，连说：“我过去没有找到亲爹亲娘，这次戴先生引我找到了亲爹亲娘。从此，我一定忠心不二，要我生就生，要我死就死……”孙殿英还没有说完，就已经是泪流满脸了。 蒋介石的接见只有短短的几分钟，而孙殿英觉得这短短的几分钟实在是太长了。从蒋介石的办公室里走出来后，孙殿英面对着天长叹一声后笑了。他这次南京之行终于利用戴笠是蒋介石的心腹和亲信的地位，达到了他自己所信奉的“骑马要骑的巧，耍人要耍的好”的目的。不过，孙殿英面对戴笠还是有几分内疚，这次他没有给戴笠留下一件珍宝。也许是给戴笠一些宽慰，或者是还有其它的目的，孙殿英离开南京前与戴笠说出了藏在内心的秘密。孙殿英告诉戴笠说，他藏有一件非常名贵的九龙宝剑，剑长五尺，剑柄特长，上雕有九条紫金龙，剑体光华四射，不锈不污，锋利无比，吹毛可断，削铁如泥。特别是剑鞘它是用名贵沙鱼皮制成，上面嵌满红蓝宝石及金刚钻，阳光下它会满目灿烂，令人炫目。戴笠听孙殿英如此一说，瞬间有了极大的兴趣。戴笠问，此剑不假？孙殿英说，他得到此剑后曾暗中托人考证后，才知此剑是清乾隆二十八年春，由新疆爱乌罕和哈萨克等部落所派使节来京入朝时献给乾隆皇帝的。当时乾隆皇帝在龙位上佩上此剑，顿时满殿生辉，犹如万朵彩云在殿中飘舞，满朝文武大臣莫不称幸。乾隆皇帝见此龙颜大悦，特以“龙泉”二字命名，并设宴使节和文武大臣于紫光阁。从此以后，乾隆皇帝对此剑爱不释手，朝夕相伴。戴笠听到此时，又问孙殿英，此剑从何而来？孙殿英随之对戴笠附耳低语，说此剑是从东陵盗宝所得，得此剑后他就一直把它藏在秘密的地方。孙殿英接着对戴笠解释说：“本想此次把此剑带上只因太匆忙，只待下次机会一定把那剑带上，是转献蒋委员长还是何应钦部长由戴先生自定。”戴笠听后会意地一笑，虽然他没再多说什么，但这“龙泉宝剑”在他的脑海里烙下了很深的印记。 戴笠再次与孙殿英见面，已是一九三九年的冬天了。 那时国民党刚开完五届五中全会，会上蒋介石提出了“防共、溶共、反共、限共”的政策。会后，蒋介石对戴笠说：“当前许多实力派控制的军队中钻进了中共人员，有的在相当程度上掌管了地方武装的领导权，形成了与中央军抗衡的力量。据有关方面报告，刚改编为新五军的孙殿英所部就钻进了许多共产党人。你要以校阅新五军为名，规劝孙殿英反共，清除新五军中的中共组织。对其它地方实力派控制的军队组织和群众抗日武装也要照此办理，以确保五届五中全会制定的政策能切实贯彻落实。”自从华北沦陷后，晋东南的中条山区和太行山区成了国民党的惟有的敌后根据地，控制住了孙殿英，就等于保住了这块根据地。为此，戴笠对蒋介石的良苦用心是心领神会的。其实，戴笠对孙殿英早就看的很透了，在一定的时间、地点和条件下，只要谁对他孙殿英有利，他就利用谁为他服务。为防止孙殿英通共和投降日伪，戴笠尽管在这之前已利用各种手段和名义对他进行了控制，但这种控制毕竟是有限的。所以，当蒋介石要他去新五军时，戴笠即刻就动身了。 戴笠到达后，孙殿英比往日多了些警觉。 新五军驻防在河南的林县，处于国民党晋东南根据地的前沿。由于周边情况复杂多变，孙殿英为了自身的生存在与国民党上层搞好关系的同时，也与共产党有着不少的接触。按照孙殿英的话说，他是想利用共产党的献身精神以及做思想工作的方法来教导和训练自己的部队，并且还邀请共产党里面的人来他的部队任职。戴笠到达后，对新五军的各方面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和了解，发现在孙殿英的身边确实有不少共产党人。但孙殿英把军事主官只交给自己的旧部军人掌握，始终不让共产党人担任实职，这说明孙殿英对共产党仅限于利用而已。戴笠据此认为，孙殿英确实精明狡诈，但投共绝非是他所愿，投日伪虽有这样的可能，可不到已入绝境，他不会出此下策。然而，目前要孙殿英断然采取反共的立场，似也不太现实。因此，戴笠的策略是继续加强对孙殿英的监控，逼迫他采取反共和清共的措施，确保其为国民党所用。 过后，戴笠与孙殿英会晤时，主动提出与孙殿英拈香结拜为兄弟。孙殿英听后，自然是喜从心来。其实，这是戴笠为控制孙殿英所采取的一种手法，当然戴笠也想以此使孙殿英有所欢喜后再提那“龙泉宝剑”的事。而孙殿英似乎对“龙泉宝剑”一事早已忘记，在与戴笠结拜后他也没有把话往这方面引。戴笠可忍耐不住了，有意无意地把话往东陵盗宝的事上说。孙殿英自知已难以回避，终于经过一番周折后拿出了那把“龙泉宝剑”。戴笠细看此剑后，确认是此生从未见过的稀世珍宝，他连忙拍着孙殿英的肩头说：“有了此剑，我包你后半生平安无事。” 戴笠得此剑后顿时觉得肩上多了好些分量，因他还要继续前往中原各部队视察，检查贯彻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所定的反共方针的落实情况，生怕带着此剑过于招摇，经过考虑后他把此剑交给了马汉三。马汉三原为军统北平区张家口察绥站站长，他被戴笠召到孙殿英部队驻地后改调为军统陕坝工作组组长，专门负责内蒙一带的情报工作，并对进入陕西作战的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傅作义进行监视控制。在林县分手时，戴笠要马汉三在安全的时候将此剑交给何应钦，而后再由他本人亲自献给蒋介石。自从在林县与马汉三分手后，戴笠在外转了好久回到重庆后，始终未见马汉三将“龙泉宝剑”送来。戴笠情急之下，连着给马汉三发电催问。马汉三回电说，由于战局变化太快，为了安全起见，他又把“龙泉宝剑”重又留在了孙殿英处。戴笠不放心，又拍电报给孙殿英，询问此剑下落。因此时的孙殿英正暗中与日本人商谈投降的事，以为此时戴笠来电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害怕会惹出什么麻烦来也就迟迟没有给戴笠回电。而戴笠因久等后仍不见孙殿英回电，以为因此剑实在珍贵孙殿英反悔了。 此时，因抗战形势严峻，戴笠也只好把此剑的事搁置一边了。 这一搁，就搁到了一九四六年初。 此时抗战刚结束不久，戴笠受蒋介石之命负责全国整肃汉奸的工作。当在上海整肃汉奸的事告一段落后，戴笠把重点移到了北平。来北平之前，戴笠就听说有汉奸用十八尊金罗汉买通了时任北平肃奸委员会主任和北平民政局长的马汉三后，而被私放回家。由于马汉三是军统局里的高级干部，多年来又得到了戴笠自己的重用，为此在逮捕了华北地区的所有大汉奸后，戴笠也没有向马汉三提及此事。因为，当时针对共产党在内蒙这地区的活动军统急需要开展情报活动，而马汉三不但熟悉内蒙的情况并与内蒙伪政府的上层人物多有来往，为此戴笠想在这方面发挥马汉三的作用。当然此时的戴笠还想到了另一个人，那就是日本间谍川岛芳子。早在抗战结束前，川岛芳子为了打通与国民党上层的关系，曾通过汉奸周佛海与戴笠拉上了关系。川岛芳子传话说，只要戴笠肯与她见面，她愿将南京伪政府的特务分布网和北平谍报人员的名单送给戴笠。戴笠对川岛芳子的谍报才能早有所知，于是答应进行初步接触。当戴笠派亲信在北平与川岛芳子接上头后不久，因日本军队在进攻缅甸时陷中国远征军于绝境，这种接触也就中断了。戴笠到北平后，考虑到川岛芳子长期在华北地区活动，不但熟悉内蒙的情况而且还可能掌握有可用的关系，决定秘密提审川岛芳子。其实，川岛芳子被捕后自知难逃死路，在通过各种关系甚至是向美国麦克阿瑟将军求情无用后，她又利用手里掌握着的日伪谍报网欲与戴笠联系，想用军统局的手来挽救自己的生命。出乎川岛芳子意料的是，正在她为与戴笠的联系苦恼时，戴笠自己找上门来了。 这次秘密提审的地点是在北平住弓弦胡同十四号。 当川岛芳子带着脚镣和手铐被押着走进戴笠在的那个房间时，她完全没有了往日的傲慢和征服过好些男人的那种娇媚。戴笠望着川岛芳子蓬松紊乱的头发和毫无光泽的眼神，沉默了好久没有说话。这是两个都有特工天赋男女的第一次见面，只不过一个是掌握生杀大权的政府要员，另一个是等待着下地狱而又渴望求生的囚犯。终于，有人告诉川岛芳子坐在她对面的就是戴笠时，她惊诧地睁大了眼睛，身子像触电似的抖动了一下。川岛芳子凝视着面前这位气度不凡的中年人，她隐约地感觉到自己的已经无望的人生忽然间有了一丝希冀。川岛芳子瞬间有了精神，只要戴笠问及的她都无话不说，戴笠没问的她也没有保留地全盘托出。也许是川岛芳子想向戴笠证明自己所说的没有假话，她告诉戴笠说，马汉三在逮捕她时从她家中搜去了一把“龙泉宝剑”。戴笠听说是“龙泉宝剑”表情瞬间变得惊异了，他马上想到了孙殿英当年给了他的那把“龙泉宝剑”。它们是同一把吗？戴笠揣着疑虑，向川岛芳子仔细地询问了她那把剑的情况。当戴笠从剑体的外观、长度和剑柄上的雕龙及剑鞘上嵌玉的数量与形状等断定，川岛芳子所说的这把剑就是当年在河南林县交给马汉三的那把剑时，他内心里既惶惑又恼怒。 那么，这把“龙泉宝剑”是如何到了川岛芳子的手上的呢？ 原来，当马汉三在河南林县从戴笠手中接过这把“龙泉宝剑”时，立时被这件稀世珍宝震惊的灵魂不定了。他知道这把剑的价值是无法用金钱来计算的，一旦此宝物能带出国的话，不但自己终身荣华富贵有了保证，就是子孙后代也会享用不尽。马汉三本来就是贪婪无比之人，自得到这把剑后更是茶饭不思，既舍不得轻易把这件到手的珍宝送到重庆，又担心躲不过戴笠的追查。在经过了好一阵痛苦的考虑后，马汉三决定此剑暂时不交出，静观局势发展后再说。当时正是日本军队长驱西进，国民党军队全面溃退，大片国土沦失，国家和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严峻时刻。面对如此形势，马汉三自忖如果国家和民族都不保了，那么军统自然也就不会存在了，自己就完全可以携带此剑脱离军统。万一局势有好转，戴笠对此剑又紧追不舍，再找个迟缓上交的理由，以此摆脱戴笠的怀疑。所以，当戴笠从中原回重庆后向马汉三电催此剑时，马汉三以局势太乱宝剑已送回孙殿英处预以搪塞。而此时的戴笠根本就没有想到马汉三有胆量对此剑会有异心，或许戴笠也不想马上把此剑献给蒋介石，再加上追问孙殿英的电报孙又迟迟不回，也就没有再查询下去了。 [ 此帖被鸿翔116在2008-0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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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翔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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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下)
马汉三虽然暂时躲过了戴笠这关，但很快又陷于绝境。 一九四零年初，马汉三以商人身份在张家口活动时，误与日本特务机关开设的“大隆洋行”接触，因其大把地用钱引起“大隆洋行”的后台老板日特机关大特务田中隆吉的注意。田中隆吉是一位老资格的日军特务，自二十年代以来先后在上海、华北、东北和内蒙等地，策划过多起阴谋事件，是一个具有狐狸般狡猾和疯子般性格的特工老手。当马汉三的身份被田中隆吉的手下查清后，田中隆吉马上指示张家口特务机关将马汉三逮捕。马汉三被捕后，听说是落在田中隆吉的手中自知大势已去，当即供出所有情况。同时，马汉三害怕性命难保，主动献出了“龙泉宝剑”，以求田中隆吉给他一条生路。田中隆吉得此宝剑后，果然欣喜异常，不但免马汉三一死，而且还下令将其释放，条件是马汉三暗中必须要为日本特务机关服务。这年开春后，田中隆吉被日本东京大本营任命为日军山西派遣军少将参谋长。不久，田中隆吉因指挥山西作战失利被奉调回国。回国前，田中隆吉深知自己平时得罪人不少，在日本军界中口碑很坏，担心回国后会有不好的结果。为此，田中隆吉在路经北平时找到了川岛芳子，并把“龙泉宝剑”交给川岛芳子妥为保管，以防回国后受到宪兵调查时而被收缴。田中隆吉在上海任特务机关长的时候，川岛芳子曾在他的手下工作。两人不但有肉体上的关系，而且在情感上也有许多情真意切的地方。也正是这情真意切，川岛芳子成了田中隆吉在中国惟一可信的人，他觉得把此剑放在她这里是最安全的。 田中隆吉回国时，川岛芳子特地赶到上海送行。 当田中隆吉回国的消息被马汉三得知后，他心里最放不下的是那支“龙泉宝剑”。据马汉三自己分析，田中隆吉是因在中国战败而被招回国内，为此他不可能冒险将那宝剑带回国内。于是，马汉三开始多方面了解田中隆吉回国前所接触的人员。没过多久，他清楚了田中隆吉与川岛芳子之间的关系。为证实“龙泉宝剑”是否藏在川岛芳子处，马汉三派人长期潜伏在川岛芳子的身边，但那宝剑的事始终没有消息。就在马汉三要失去信心时，日本天皇宣布投降了。马汉三忽然间觉得有了希望，他通过毛人凤向戴笠说情，不但被任命为军统北平办事处主任而且还争取到了北平肃奸委员会主任的位置。没过两天，马汉三带人在平津地区整肃汉奸行动开始前逮捕了川岛芳子。然后，又命人在北平东四牌楼九条胡同三十四号川岛芳子的住处进行了大搜查。这是一处建筑相当考究的有三进院落的四合院，是原伪满洲国实业部长张燕卿送给川岛芳子的。经过几个小时地毯式的搜查后，终于在房后的地窖里查到了那把“龙泉宝剑”。当马汉三复得此剑后不久，孙殿英在战后又重新投靠国民党，并且成了曲线救国的英雄。这使马汉三坐立不安了，他心中明白只要戴笠和孙殿英一见面，自己私藏宝剑的事就会暴露。而戴笠一旦清楚了真相，以他的手腕，马汉三自知就是有几个脑袋也是保不住的。 就在马汉三为自己的活路苦思冥想时，没有想到戴笠来北平后就秘密提审了川岛芳子。 如果说当戴笠从川岛芳子的嘴里清楚了那“龙泉宝剑”的真实情况后，对马汉三的隐瞒和欺骗顿时感到非常恼怒的话，那么马汉三的背叛投敌更激起了他的愤恨。戴笠在军统局用人也跟蒋介石一样，首先是浙江人或是出生于南方，再就是在黄埔军校就读过。而马汉三这两点都不具备且多次得到重用，有人私下里就问戴笠用马汉三的原由。戴笠说：“马汉三眼不正，其心也不正，这点有谁不知？我现在用他，是他确有可用之处。马汉三自加入军统后，他在北方干了许多的大事，而这些事别人是干不了的。对马汉三，我放手让他干事，同时我严密掌握住他。他在樊笼之中，难道还怕养虎遗患不成？”而事实是，戴笠并没有控制住马汉三这只樊笼之中的虎，他一想到自己在这方面的疏忽，身子就有了寒冷的感觉，真恨不得把马汉三生吞活剥了。但此时此刻的戴笠毕竟是冷静的，马汉三的“叛变”只有川岛芳子的一面之词，而川岛芳子本是个特工老手，万一中了她的圈套岂不贻笑天下。还有，戴笠曾对孙殿英说那“龙泉宝剑”是献给蒋介石的，而他内心实在是想自己秘藏，所以从没有向外透露过，也更没有向蒋介石报告此事了。如果马上以宝剑的事把马汉三扣押起来，并签报蒋介石处于死刑，蒋介石如果要了解“龙泉宝剑”的来龙去脉，戴笠觉得难以向蒋介石解释。为此，戴笠心里已有考虑，对马汉三只能采取“欲擒故纵”的策略，等待一个适当的时机再对马汉三发难。 当川岛芳子该说的都说了以后，戴笠马上让人把她又送回了监狱。 戴笠离开北平住弓弦胡同十四号后，也许是实在想念那把“龙泉宝剑”，他要随行的军统局人事处长龚舫仙去马汉三处递话，说是想看看从川岛芳子处搜查出来的那把宝剑。戴笠虽然没把话说明，但当龚舫仙向马汉三提到宝剑的事时，马汉三即知戴笠以从川岛芳子那里了解到了所有。生存的本能促使马汉三与“无人能敌”的老板戴笠作次生死的较量。就在马汉三为自己的行动作最后决定时，他偷看了戴笠发给军统局的一封信。信中不但肯定了他马汉三抗战期间的功劳，而且戴笠在信中要军统局报蒋介石给马汉三给予重用。马汉三见到此信后，顿时那种走向死路的感觉消失了，他觉得戴笠在听了川岛芳子的话后并没有全信她的，而对自己只不过多了些猜疑，要不戴笠是决不会在这个时候还想到用他的。于是，马汉三极快地交出了那把“龙泉宝剑”，并且再三地向戴笠说他是如何出生入死地保护了这把剑。 戴笠的精明就在于心中有数，但引而不发，他对马汉三那些难以自圆其说的话只是笑而不语。其实，那封信是戴笠的一计。因为，当时的北平是李宗仁桂系的天下，马汉三在这里不但党羽遍布，而且他与李宗仁的关系密切，戴笠自知一旦打草惊蛇，会激起狗急跳墙，而这后果不得不防。这戴笠的心事马汉三是难以揣测的，他在戴笠收下那把“龙泉宝剑”后，又预备好十大箱价值连城的书画和古董及一些金银财物送到了戴笠的住处。戴笠含着笑全收了，此时在他的眼里马汉三此举无非是想以巨宝“赎罪”和“堵嘴”。马汉三是个利用权力大肆搜刮汉奸财产的大贪污犯已无疑，要不然这些宝物从何而来？ 不过，戴笠是来不及深查这其中的原由了，他急着要去青岛和柯克见面而后去上海与胡蝶商谈结婚的事，还有蒋介石的连续催逼……。戴笠是带着那把“龙泉宝剑”和十大箱的金银和宝物离开北平去青岛的，临上飞机前戴笠对前来送行的马汉三说：“下不为例，这是最后一次了。”据当时在场的事后回忆说，当时马汉三听了戴笠所说的话愣了好长时间，直到戴笠的专机起飞了还是失魂落魄的样子。也许此时此刻的马汉三已感觉到，戴笠留给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为此，当戴笠的专机与那把“龙泉宝剑”一同坠毁后，马汉三当即与人说：“我又活了一次。”这话传出去后，新闻界就有了“马汉三为了先置戴笠于死地，派心腹秘书到青岛沧口机场戴笠的专机上安放了定时炸弹”的说法。不过，没多久国民党航空委员会的专家到坠机现场勘查后，很快否定了戴笠专机是因“炸弹爆炸”而坠毁的说法。 但不管怎样，在戴笠坠机死亡的过程中确有许多蹊跷之处。 于是，有报纸连篇累牍地报道说，曾是上海滩“斧头党”党魁王亚樵的手下把戴笠送上了死亡之路…… [ 此帖被鸿翔116在2008-09-02 19:43重新编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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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翔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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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上)
戴笠曾追随过王亚樵。不过，那时他叫戴春风，还没有把名字改为戴笠。 王亚樵是安徽合肥人，其父既行医又开棺材店，一边救人活，一边又盼人死，一生都在这种复杂而又矛盾的心理状态下生活。王亚樵虽然早年攻读经史并苦练书法，但始终没能摆脱父亲对他的影响。不过，辛亥革命爆发后王亚樵似乎变了个人，他积极参加反清活动，在合肥组织军政府并宣布独立。此后，王亚樵因为与同盟会上海总部任命的合肥军政分府总司令等人发生矛盾而被通缉，只好逃亡到南京参加了社会 党的活动，并任为社会 党安徽支部负责人。 不久，社会 党安徽支部被宣布为乱党而受到镇压，王亚樵匆忙之中只身逃到上海，加入了无政府主义小组，立志要打倒社会 上的一切强权。过后，王亚樵在上海用五十把斧头强行接管了安徽旅沪同乡会会馆，专事接待旅沪的皖籍穷人，并积极地在皖籍上海工人中开展帮派活动。在此基础上，王亚樵组织了一支腰插利斧的敢死队，只要有事这帮人就一涌而上，抡起利斧横劈竖砍凶猛异常。不要说一般的地痞流氓不敢如此拼命，就是黄金荣和杜月笙的流氓大亨对此也惧怕几分。由于“斧头党”声名大振，王亚樵也由此成了上海滩上的名人，他所控制的“上海劳工总会”会员有十万之众。 王亚樵在上海滩得势时，戴笠正在上海底层的人流里寻找着“铲除强权，报效国民”的出路，一心想寻找一个真正为国为民的队伍。尽管在这之前，戴笠与杜月笙有过较好的交往，杜月笙也不只一次地要他参加他们的帮会。但戴笠与杜月笙交往越深，也就越瞧不起帮会。他认为上海滩的青帮也好或者是洪帮也好，无非是民间的一些无业游民，为争取自身的利益而纠集在一起的乌合之众，成不了什么大气候。于是，王亚樵成了戴笠所追求的理想人物，但苦于没有门路晋见，也就只好在上海滩上茫然地等待着。 就在戴笠觉得投门无路时，一个在王亚樵手下颇受信任的江山老乡，把戴笠引到了王亚樵的面前。王亚樵见眼前这位双手侍立于前的青年人面色微黑，两眼炯炯有神，所露的神态给人以谦逊的感觉。顿时，王亚樵见棱见角的脸上有了和蔼可亲的笑容。他热情地与戴笠握手后，即扶着戴笠的肩膀关切地询问他的情况。戴笠一一如实相告，并表示了想拜师的想法。王亚樵听后二话没说，就痛快地答应了下来。王亚樵的慷慨热情，对已入困境的戴笠来说自然是感激不尽，回去后连忙写了张门生贴子让老乡呈送了上去。此后，戴笠混在王亚樵的门徒中，帮着跑腿和抄写东西，这种日子倒也轻松自在。 但这日子久了，虽然生活用钱不成问题，可戴笠见王亚樵等人老是用“斧头”去对付那些欺侮工会会员的工头和老板，渐渐地觉得这种生活不是自己所要追求的。特别是当他了解到王亚樵的团体也是个属于洪帮的帮会组织后，心中不由得有了悔意，而且越来越觉得不能再跟着王亚樵混下去了。戴笠见王亚樵为筹集经费而办学校和组织工会，心想，自己为何不能回到家乡，也从乡间教育开始来实现自己的理想呢？主意定后，戴笠即告别王亚樵返回江山保安村。临别时，戴笠对王亚樵还真有些依依不舍，他觉得王亚樵确实够朋友讲义气。而王亚樵对戴笠也是印象极好，认为他是个有抱负的年青人应该有更好的发展。所以，当王亚樵明白了戴笠的想法后不但不责怪他的离去，反而给足了他返乡的路费。面对王亚樵的慷慨和大度，戴笠走时向王亚樵深深地鞠了一躬，并说：“我会终身不忘！” 戴笠回到江山保安村后不久，由于浙江督军卢永祥通电不承认靠贿选当上总统的曹锟的地位，福建的军阀孙传芳为此准备讨伐浙江。消息传来，江山保安村一带的百姓顿时恐慌不安，因为如孙传芳要入浙江，位于保安村附近的仙霞关是必争的险关要道，而保安村正处在仙霞关下，若有兵乱，必首当其冲，这一带的乡民必遭兵乱之苦。在外混了多年的戴笠深知其中的道理，在乡绅们的资助下发起组织了保安自卫团，并自任团总。每日里，戴笠除了领着青壮年操练备战外，还要为购置枪支和自卫团的伙食而不得不到处赊借。结果没过多少时间，戴笠就负债累累。他自己无力偿还，那些乡绅们又不肯多负担自卫团的供给，终于使戴笠到了骑虎难下而又欲罢不能的地步。就在这时，王亚樵给戴笠来了信，说是他已被浙江督军卢永祥命为浙江别动队司令，正在湖州等地招兵买马组织军队，希望戴笠能前去协助工作。这对绝境里的戴笠无疑是“大旱里遇到了甘霖”，既然王亚樵被本省督军卢永祥委任为别动队司令，已不再是当年上海滩的那个洪帮头目了，他觉得此时再投奔王亚樵正是时候。 于是，戴笠在接到王亚樵信的第二天，就悄悄地瞒着众人的耳目去了湖州。当戴笠与王亚樵见面后，才明白了他当上别动队司令的原由。原来，曹锟靠贿选当上总统后，直皖军阀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恶化，江苏的督军齐燮元属直系军阀，而浙江的督军卢永祥却隶属于皖系军阀，两者为争夺上海这块风水宝地，已明争暗斗多年。上海本属浙江管辖，卢永祥已派有亲信坐镇，而齐燮元的人在上海任淞沪警察厅任厅长，手下拥有好几千武装警察。卢永祥担心直皖战争爆发后，上海的这些武装警察会直接进攻杭州，故买通了王亚樵，将那个淞沪警察厅长给杀了。按照事先的约定，王亚樵就当起了这个别动队的司令。王亚樵见戴笠能接信后就来，心里甚为高兴，当即就任命他为分队长。 值得一提的是，也就在这个时候，戴笠在流浪杭州时认识的胡宗南也来投靠王亚樵了。胡宗南原是浙江孝丰县的一个小学老师，他在王亚樵处待了不长的时间就考上了黄埔军校。虽然，胡宗南与戴笠接触的时间很短，但都有怀才不遇之感，从此两人结下了长达近二十五年的交情。当然，这已是后话了。 戴笠当分队长后，凭借自己在乡间当自卫团团总时积累的经验，练兵一丝不苟，极为严格，有时几近残忍的程度。有一次，因一个士兵操练时规定动作没有做好，戴笠罚他在中午的太阳下暴晒，致使该士兵因中暑而昏死过去。王亚樵得知此情况后勃然大怒，他把戴笠找来训斥道：“爱兵如爱子哪，只有平时爱兵才能使兵在阵前甘冒危险和冲锋陷阵。你用残兵立威的办法进行训练，貌似从严，可是兵的心里不服，甚至产生仇视心理，将来我们必受其害。”这件事后，戴笠从王亚樵的身上懂得了驾驭人不但要树威慑服，更要用心去关怀。同时，也使戴笠明白了王亚樵的“斧头党”为何能在上海滩横行无忌和久摧不散的道理。自此，戴笠一改过去单纯严厉冷酷的治兵的方法，注意了与士兵之间的关系。 王亚樵性本刚烈豪放，见戴笠知错就改，也就更加信任他了。 不久，酝酿了两年之久的直皖之战终于爆发，王亚樵的别动队奉命镇守湖州地区。尽管战事艰苦而且充满了危险，但戴笠的心中始终燃着一团火，总以为战争结束后即会苦尽甘来。可是，他哪里知道，战争开始没多久，卢永祥派往镇守仙霞关的炮兵团长就投降了福建的孙传芳。于是，孙传芳的部队顺利通过仙霞关，直逼杭州城。腹背受敌的卢永祥，寡不敌众，只好通电下野，出走日本。王亚樵的别动队也只好作罢，其本人返回上海重新当他的“斧头党”党魁。 燃烧在戴笠心里的那团火终于熄灭了，当他无奈地与王亚樵分手时绝没有想到，许多年以后眼前这位曾给他过好些启迪而又令他敬佩的男人，成了他苦苦追杀的对象。 这时，刚好是一九二四年十月。 两年后，戴笠也考进了黄埔军校。不久，他戴春风的名字改为戴笠。 当戴笠被蒋介石逐步器重时，王亚樵与蒋介石却闹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八日，就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没有几天，他亲率国民政府的军政大员在南京省立体育场举行“奠都”典礼，与会的有各界知名人士和市民二十多万人。王亚樵由粤系头面人物孙中山之子孙科推荐，以劳工总会代表的身份在大会上发表祝词。虽然，在这之前蒋介石已内定王亚樵出任津浦铁路护路司令，但由于王亚樵对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大屠杀非常不满，就在大会上冒言直谏南京政府应以国家民族为重，勿忘总理遗愿，停止屠杀，保证人权。王亚樵的演说极富感染力，使在场的闻者无不悚然深醒。王亚樵此举无疑把蒋介石推到了极其难堪的地步，也使自己的安危受到了严重的威胁。会后，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首都卫戍司令陈铭枢对王亚樵说：“你怎能与蒋介石唱对台戏，这可是犯了大忌，他必疑你亲共，不会放过你。”果然，蒋介石对王亚樵十分恼火，就在“奠都”典礼的第二天就下指令逮捕王亚樵。好在王亚樵已有所准备，经过一阵拼杀后逃离了在南京的临时住所。几天后，被人秘密送往上海。至此，王亚樵完全失去了对蒋介石的信任，开始了一系列反蒋介石的暗杀活动，而且无论对方是何种派系只要是反蒋介石的，他就与其合作。 于是，当“西南派”领袖胡汉民被蒋介石软禁在南京汤山后，王亚樵受命于“西南派”的要求，在庐山组织手下人员准备行刺蒋介石。后由于杀手在山道上忽遇蒋介石，造成心里紧张，结果因子弹射偏而行动失败。过后，王亚樵在南京一次蒋介石的演讲会上，亲率杀手欲致蒋介石于死地。后又因王亚樵的妻子临场过度紧张，在动手刺杀前发错了信号又使刺杀蒋介石未能成功。两次失手后，王亚樵又受“西南派”的“倒蒋必先除宋，乱其经济组织”方针的影响，在上海火车北站组织了对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的暗杀行动，结果误把宋子文的秘书当成了宋本人，宋子文终于逃过一劫。连续的刺蒋和刺宋事件的发生，极大地震动了蒋介石集团。但由于这连续的刺杀当就在南京国民政府组织力量进行侦破时，王亚樵又通过朝鲜志士安昌浩等人，用特制的定时炸弹在上海虹口公园日本军队庆祝日本天皇诞辰的活动会上制造了爆炸，炸死了日本军界、政界和商界的要人有十三人之多。其中被当场炸死的白川大将，是整个抗战期间死在中国的最高长官。此次爆炸犹如一场地震，撼动了日本朝野，并引起了世界舆论的强烈关注，也使蒋介石为之震动和关切。蒋介石觉得策划和实施此案的人决非一般，如果此人能为自己所用，中国还有什么政敌不能清除呢？ 为此，蒋介石要刚担任复兴社特务处长不久的戴笠，迅速查明这起爆炸案的幕后者是谁。戴笠经过调查，确认该案系王亚樵所为，当即向蒋介石作了如实汇报。蒋介石知情后，要戴笠对王亚樵进行收买。可是当戴笠派人拿着巨款在上海找到王亚樵后，遭到了王亚樵的拒绝。蒋介石见用钱收买不成，又令胡宗南写信给王亚樵，提出由胡宗南和王亚樵一道组建安徽省政府。此举仍被王亚樵拒绝。在两招不灵后，蒋介石就派与王亚樵一道参加辛亥革命的老乡，时任淞沪警备司令的杨虎登门拜见王亚樵，答应只要王归顺蒋介石即可得到陆军中将的实职。结果，杨虎被王亚樵笑骂而回。也就在这时，国际联盟根据国民党政府的一再要求，派以李顿为首的代表团到中国调查日本侵占东北三省后的情况。调查中，李顿发表了偏袒日本的谈话，激起了国人的强烈不满，也激起了王亚樵的愤怒。由此，他派出二十多名杀手潜伏在李顿下榻的酒店周围准备行刺。正在下手的关键时刻，王亚樵被人劝说后，觉得此案发生后易引起国际纠纷，而且于国家和民族不利，于是下令放弃了此次行动。可出乎意料的是，王亚樵手下的几个杀手在撤回到南京路时，持枪抢劫了一家钱庄，结果被随后赶到的大批军警抓获。不久，他们为了活命，不但承认了是王亚樵的人，还供出了王亚樵刺杀蒋介石和宋子文的过程。这事报给蒋介石后，蒋介石大怒，严令上海军警配合戴笠限期追捕王亚樵归案。 戴笠和王亚樵终于开始了面对面的较量。 应该说在这之前戴笠对王亚樵还是十分尊重的，尽管王亚樵曾相继派人暗杀过淞沪警察厅长、安徽省建设厅长和上海招商局长等人，但戴笠认为这些人被杀都是事出有因。由于，王亚樵具有很强的组织和演讲才能，加上平日里仍然对朋友和门徒重交情和讲义气，戴笠曾想过请他参加特务处的工作，以报往日的善待之恩。考虑到王亚樵在上海颇有名气，戴笠特意向蒋介石报告了吸收王亚樵的想法。不料，蒋介石口气坚决地说：“此人爱招摇，革命团体不能用这样的人。”戴笠从此再也不敢言及此事。本来，一个在朝，一个在野，井水不犯河水，事情不成情义还在，可王亚樵竟然把子弹射向了领袖，对此戴笠自然对王亚樵有了极大的愤恨。所以，戴笠从南京到了上海后，立即指挥军警特工人员对已掌握的王亚樵的几个住处进行了搜查，结果全部扑空。这早就在戴笠的预料之中，他知道王亚樵长期生活在险恶的处境下，早已养成了谨慎、机警、多疑和善变的性格，不但行踪飘忽不定住处也是一日数变。就是家人与其联系也是由王亚樵到一处地方后打电话告之，而通话又常用暗语，外人就是听见也很难明白说的是什么。但戴笠也不是无能之辈，在报经蒋介石同意后，他指挥军 、警、宪、特等机关严密封锁了上海所有对外的路海空通道，以防王亚樵逃出上海。戴笠认为，只要王亚樵始终被围在上海这个天地里，就会有抓住他的那一天。为此，戴笠还对已发现的王亚樵的各居住点，均布下了便衣特务，进行了严密监视。同时，公开悬赏百万元擒拿王亚樵，这钱在当时相当于一个中型银行的全部资金。戴笠深知，尽管王亚樵虽然部众很多，但大多是乌合之众，只要给以重金诱惑 就不怕没人出来密告王亚樵的行踪。在此基础上，戴笠还建立了一支快速反应的缉捕队伍，日夜处于戒备状态。 戴笠的这些手段看起来没有什么新鲜之处，但在戴笠的督促和监视下部下执行起来都非常认真，因此很快发生了作用。随着王亚樵的保密点的连续被发现，他活动的地盘越来越小。有时，王亚樵刚刚转移到一个地方，人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军警特务们就跟踪而来了；有时，王亚樵刚从一个地方离开，后脚就有戴笠手下的人破门来搜查了。在戴笠的高压、威逼和引诱下，王亚樵手下的人也开始分化瓦解，密告王亚樵行踪的人越来越多。其中有个安徽同乡会的叫柏藏香的人，打听到王亚樵就住在上海郊区的一幢秘密住宅里，就向军警机关报了案。戴笠得知情报后，先派人对柏藏香的背景进行了了解，在确认了柏藏香原是王亚樵的朋友后，他令柏藏乡带着多名特务在那座秘密住宅的周围布下了监视网。经过连续十多天的监视，终于在一个深夜里发现王亚樵坐着轿车进了这所住宅。当即，早就候在近旁的数百名军警在上海租界巡捕房的配合下，把那座住宅围的严严实实。可是当军警们破门而入后，除了王亚樵睡过的被窝是热的外，搜遍了住宅的所有角落没有见着有王亚樵的影子。原来，王亚樵在军警围上来之前已发现情况有异常，随即就用阳台上早就准备好的绳索溜到了楼下，然后利有住宅后面的一片建筑物的背影悄然地脱险了。 对王亚樵的漏网戴笠确实有些遗憾，但他已感觉到苦于逃命的王亚樵在上海的立足之地是越来越小了。于是，戴笠重新进行了布置，更收紧了围捕王亚樵的网络。不久，戴笠手下的特务们经过多次跟踪，发现了王亚樵发妻王亚瑛的住处。戴笠的神经又变得兴奋了，他下令不准惊动王亚瑛，并以王亚瑛的住处为中心撒下了一张大而严密的网，专门等着王亚樵的出现。终于，一个即将黎明的清晨，王亚樵利用浓黑的夜幕从后门进了王亚瑛的住处。王亚樵对王亚瑛是宠爱有加，而王亚瑛对王亚樵也是爱心一片。当王亚瑛见王亚樵悄然而入，兴奋之余那颗多日来为王亚樵担心受怕的心放下了。当王亚瑛还没有从惊喜的心情里解脱出来，王亚樵习惯地走到窗前拨开布帘看后神经瞬间绷紧了，他看见楼下的弄堂里有好些可疑的人在走动。情急之下，王亚樵来不及与王亚瑛多说什么，就脱下王亚瑛的外衣穿在了自己的身上，接着在头上扎上块头巾后就快步走出了王亚瑛住处的后门。在弄堂里，王亚樵紧跟随在几个女菜贩子的后面，所以没有引起特务们的注意。当他刚走出弄堂口，连续不停的警车呼啸而来了。 王亚樵再次破网而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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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翔116
民国历史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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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下)
戴笠对久捕王亚樵而没能成功，觉得在上海这块地盘有失脸面，特别是蒋介石有了怨言后心里更是感到了心焦和不踏实。怒气之下，戴笠与淞沪警备司令杨虎商量后把王亚樵的弟弟王述樵抓了起来，想以此逼王亚樵露面。王述樵是公开挂牌的律师，他的恩师是全国律师公会会长沈钧儒先生。当沈钧儒得知王述樵因哥哥的事被戴笠他们抓捕后，当即在报上发表文章，指出：“兄有罪不应罪及其弟，王亚樵有罪，其弟何罪？”谴责当局无视法律，滥抓无辜。沈钧儒的文章登出后，法律界及上海各阶层人士纷纷向当局提出了抗议，并把矛头直接指向了蒋介石。蒋介石对这种弄巧成拙的做法极为恼火，辛亏杨虎仗着自己当年与蒋介石一起在永丰舰上护卫过孙中山的交情主动承担了此事，蒋介石才没有过多的责备戴笠。事后，蒋介石对戴笠说：“王亚樵不是等闲之人，他在上海经营十多年，绝不是朝夕之间就可以得手的。你还是与他谈谈条件，只要他不再与我们作对，以前的一切我们都可以不再追究。不过，释放王述樵的前提条件是王亚樵必须遣散部属，本人要么出国要么到南京来投降。当然到南京来之前，王亚樵得向‘西南派’的胡汉民打上一枪，以示诚心。” 蒋介石态度的突然转变，戴笠先是惊愕而后是疑虑，但这已由不得他多想了。戴笠根据蒋介石的指令，很快辗转托人跟王亚樵开始了对话。可是，当时的戴笠毕竟还不是王亚樵的对手。王亚樵一面答应戴笠提出的条件，一面暗中将妻儿老小悄悄地送到了乡下，并积极地策划自己离沪赴香港的事。当王亚樵得知其家眷已顺利返乡后，经易容后化装和精心安排，从上海太古码头乘上英国豪华客轮去了香港。临走前，王亚樵亲笔给戴笠写了封信：“……我对你没有话讲，委员长礼贤下士，你就和颜悦色；委员长疾言厉色，你就嫉恶如仇。我清楚你所提条件均为委员长之旨意。其它条件尚能照办，但让我卖友求荣我不能答应。如果你们因此不释放我的人，我誓与之周旋到底。”戴笠收到此信后，尽管心里有气，但也无可奈何，他明白此时王亚樵已离开上海。王亚樵的悄然离去，犹如一条巨蟒潜入了大海，说不定何时又会弄出什么翻江倒海的事来。 想到这里，戴笠不禁打了个寒颤。 王亚樵被戴笠逼走香港后，并没有停止暗杀蒋介石的活动。 一九三五年十月，当王亚樵得知国民党中央四届六中全会就要召开时，便开始了紧张的准备工作。他买了假发和山羊的胡子，把自己打扮成绅士后照了像，想以报社文字记者的身份进入会场后亲手杀蒋。王亚樵自小练就了一手好枪法，五十步内不用瞄准举枪就打而且弹无虚发，三秒之内点射五发可保证瞬间击中目标。为了以示自己的决心，王亚樵还对自己的后事做了安排。但王亚瑛坚决反对王亚樵亲自出马，她认为戴笠已数次布置捉拿王亚樵，已对王亚樵的生活规律和嗜好以及接触人员的圈子都相当的熟悉和了解，如果王亚樵出现在国民党中央四届六中全会的会场，实在是在冒天下之大险。况且组织和掩护也需要全面指挥，而此事也只有王亚樵才能担当得了。经过对利弊关系的再三考虑后，王亚樵终于放弃了亲自出马的意向，挑选随机应变能力极强并且枪法准确的孙凤鸣承担了此次的刺杀任务。孙凤鸣是江苏铜山人，他原是十九路军的一个排长。孙凤鸣十六岁跟着父亲闯关东，饱尝了人间辛酸也看透了社会 的黑暗，磨炼出了一副勇于斗争和不畏生死的刚强性格。他自从与王亚樵结识后，深为王亚樵的爱国和正义所动，遂相随于左右。 不久，国民党中央四届六中全会在南京湖南路中央党部礼堂召开。 这天，孙凤鸣天还没有亮就到达中央党部礼堂的大门口，由于接到出入证的时间较晚等他进入礼堂大院时，参加会议的一百多名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已站在礼堂前准备照相了。由于蒋介石迟迟没有出场，行政院长汪精卫只好领着“中委们”开始照相。当照相完毕，那些“中委们”陆续向会议大厅走去时，在旁边等着蒋介石出现的孙凤鸣急了，他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掏出枪向近边的汪精卫开了三枪。枪响后，孙凤鸣很快被现场的警卫枪击成重伤，与汪精卫一道送进了中央医院。后因为孙凤鸣流血过多，于第二天凌晨死去。 汪精卫的老婆陈壁君疑心此事是蒋介石策划，认为他事先知道要出事，所以不出来照相，便与蒋介石大哭大叫了起来：“蒋先生，你和他不和是人所共知的，你不叫他干就明说好了，何必下此毒手！”蒋介石平白无辜地背上了谋杀汪精卫的嫌疑，本指望凶手招供后能洗刷他的不白之冤，可孙凤鸣一死他完全没有了辩白的机会。由于社会 上各种谣言四起，加上此案的侦破没有丝毫的进展，蒋介石肚子里的怒气无处发泄，一个电话把戴笠招到了官邸办公室。戴笠刚走进办公室，蒋介石就控制不住内心的激愤大声责问戴笠：“人家都打到中央党部了你还不知道，每月在你们的身上都要化很多钱，就为酿出这样的祸事来吗？你知不知道这案子查不清楚，我就要背一世的黑锅……” 戴笠接受此案后，首先从孙凤鸣身上的那个记者通行证开始。据戴笠所知，新闻机构历来管理是很严格的，要做出孙凤鸣那样的记者通行证必须要经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逐级审批，如果沿着这条线索查下去肯定会有收获。果然没出戴笠所料，很快就查出了此案的另一个嫌疑人南京钟英中学校长李怀诚。戴笠当即派人对李怀诚进行了严刑逼供，最后李怀诚经不住非人的折磨说出了此案总策划是王亚樵，而且要刺杀的对象原本不是汪精卫而是蒋介石。戴笠在不长的时间里就搞清了此案的来龙去脉，使汪精卫的老婆陈壁君无话可说。蒋介石对此也很高兴，只是对王亚樵又把他作为刺杀对象感到震惊。于是，他严令戴笠亲自带人赴香港追捕王亚樵。 戴笠知道王亚樵的情报也是相当灵通的，有些方面不亚于自己的专业特工网络。为此，戴笠此次去香港尽管是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启程的，但还是被王亚樵事先知道了。王亚樵与香港总督和警方有良好的关系，他亲自会见香港警务处勃郎处长，告诉了戴笠带人到香港来捕人的消息。由于以前戴笠到香港秘密捕人时多次得罪过香港警务处，对王亚樵提供的消息勃朗处长是心领神会，而戴笠对此却一无所知。所以，戴笠也绝不会想到当他乘坐的豪华游艇在香港本岛卢吉道三号码头靠岸后，就被穿着深蓝色警服的港警给盯上了。此时，戴笠的第一反应是把手上的高级皮箱与副官贾金南手中的皮箱进行了对换。因为，这箱里装的是两支美制无声手枪和大量的美金。戴笠明白香港法律禁止私人携带武器入境，而他这次怕走漏消息就没有向英国使领馆办理枪照。可是戴笠与贾金南对换皮箱的事还是被港警发现了，当他们发现皮箱里装的是手枪后就把戴笠带到了警务处。 到警务处后，无论戴笠怎样向勃郎处长解释，勃郎处长还是依据香港的法律把戴笠关进了拘留所。这对戴笠来说是种耻辱，但他无可奈何，直到国民政府的外交部出面了才被放出来。走出拘留所的戴笠把所有的羞愤全发泄到了王亚樵的身上，他当即对查获王亚樵的踪迹进行了布置。由于追捕王亚樵的事得不到香港总督的支持，加上王亚樵深居简出而且行踪飘忽不定，王亚樵的踪迹迟迟无法确定。正当戴笠一筹莫展时，终于查到王亚瑛的胞弟在香港轩尼诗道开的“茂源绸布庄”，极有可能是王亚樵的秘密联络点。戴笠闻报后，立刻带人把那“茂源绸布庄”包围了起来。可谁也没有想到，此时此刻王亚樵正在里面商量撤离香港去广西的事。接着就是非常激烈的枪战，当这激烈的枪战停止后，王亚樵又一次在戴笠眼前悄然脱险了。但王亚樵的高参余立奎，为掩护王亚樵脱险时负伤。尽管余立奎也逃脱了包围圈，但在香港皇后酒楼吃饭时被香港警方逮捕。 几天后，王亚樵撤离了香港。 戴笠也押着余立奎回到了南京。 一九三六年二月中旬，王亚樵带着眷属和部分骨干成员经过多日颠簸，终于在广西梧州的李圩落下了脚。 广西是桂系的天下，当正在准备反蒋的李宗仁和白崇禧，得知王亚樵到来后有些喜出望外。他们知道王亚樵是蒋介石的死对头，他的到来正是用得着的时候。当即，他们派人秘密前往梧州看望王亚樵，并约王亚樵到南宁晤面。同时，还决定由广西省政府每月拨给王亚樵五百块银元作为生活补贴。已经在戴笠的追逐下疲惫不堪的王亚樵，受到如此的厚待自然感激不尽。于是，还没有完全缓过气来的王亚樵又参与到“两广事变”中去了。但使王亚樵感到失望的是，“两广事变”只经过了五十多天就告结束，而且李宗仁和白崇禧与蒋介石重新又握起了手。 没多久，广西省政府取消了对王亚樵的经济资助，并声称“惟恐安全受到威胁”要王亚樵尽早离开广西。王亚樵虽然没有经历过政治海洋的沉沉浮浮，但他许多年来一直斡旋于政治人物的身边，政治上的世态炎凉更使他感到心寒。此时的王亚樵明白梧州已不是久留之地，为此他有了想去延安投奔GCD的想法。他在给GCD所在地延安的一封信中写道：“……当今各派势力都有与蒋介石苟合之可能，而惟独中共与蒋介石决不妥协，思前虑后，愿率随从前往延安，在正义之师中得遂正义之志……”就在王亚樵坐卧不安地等待着延安方面信息时，戴笠已经悄悄地盯上他了。 原来，余立奎被捕带到南京后，他的小老婆余婉君仍留在香港没有走。戴笠分析，王亚樵对手下的人历来重恩情，更何况余立奎是为了王亚樵脱险潜逃而被捕，王亚樵绝对不会对余婉君不问不管，只要打通余婉君这个关节，必知王亚樵的行踪。不出戴笠所料，王亚樵得知余立奎的情况后每个月都给余婉君寄生活费。为此，戴笠指使特务处香港站派人想办法靠上余婉君。于是，特务处香港站一个叫陈质平的特务，在余婉君家的隔壁租了套公寓。陈质平年青漂亮，不但很快结识了余婉君，而且没有用去很多的精力就勾引余婉君上了床。余婉君终于上钩了，她不但吐露了王亚樵在广西梧州的李圩，而且愿意带着孩子去广西梧州找王亚樵。 戴笠得到陈质平的报告后，马上要陈质平带上精干的情报人员暗中护送余婉君到梧州寻找王亚樵。同时，戴笠还派特务处湖南站站长吴赓恕率领二十多名身手不凡的行动队员，秘密从广州转到梧州执行暗杀王亚樵的任务。为这次行动能最后成功，戴笠还密派自己的贴身保镖王鲁翘伪装成商人，取道香港转到广西梧州担任枪杀王亚樵的主要枪手。此时，先一步到梧州的余婉君已与王亚樵接上了头。 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日晚，王亚樵参加完广西梧州巨商李任仁的宴请后，按约到余婉君的住处看望。为了不引人注目，王亚樵让他的警卫人员远远地跟着。当他推开余婉君住的房门，见没有开灯，立刻感到不妙，刚想抽身退去，可已晚了半步，早已埋伏在房内和房外的王鲁翘等人，在几束手电筒强光的照射下乱枪齐发。王亚樵乃一代枭雄，在他感到周围有异常的瞬间，身子微微一晃动，看似是抽身撤步，岂知他不退反进，向空中纵起。随即在半空中把枪掏出，向黑暗中甩手就是几枪，落地后即卧下连续不停地还击，直到枪里的子弹全部打完。这时，不知从何处甩出数个石灰包击中了王亚樵的脸，顿时他觉得眼睛火辣辣的刺痛，接着什么也看不见了。身陷绝境的王亚樵甩了没有了子弹的手枪，亮出匕首摸黑与周围的特务展开了近身肉搏。戴笠亲自挑选的这批特务也都是训练有素和武艺高强之徒，面对王亚樵连续的搏杀动作虽感愕然，但很快镇定了下来。在明白了眼前的王亚樵已不能辨别方向后，他们手中的枪一刻不停地朝王亚樵拼命射击。此时的王亚樵虽是功力还在，但最终仍旧是寡不敌众，几分钟后便被乱枪打倒在地。名震中外的“暗杀大王”，终于躺在血泊之中再也没有起来。王亚樵死时，身中五枪三刀。虽然，远随在后面的警卫人员闻枪声后曾拼死相救，但很快这些人全被戴笠手下的人乱枪打死。离开前，在场的王鲁翘为了向戴笠证实王亚樵已被刺杀，用刀割下了王亚樵的脸皮。 第二天上午，王亚樵妻王亚瑛得知凶信后，带人赶到现场时王亚樵的身体已经僵硬，那惨不忍睹的样子王亚瑛见后悲痛难忍。 两天后，王亚瑛等人将王亚樵安葬于梧州倪庄。 当戴笠确信王亚樵被追杀于广西梧州后，他内心里也有过短暂的不安。这不安在戴笠的内心里消失后，他把王亚樵已杀的消息告诉了蒋介石。蒋介石听说后，连说了三个“好”字。于是，中央社的一个记者以此写了篇稿件，登在了《中央日报》上。王亚樵手下一个叫陈志远的人，看了此篇文章后发誓也要让戴笠不得好死。为此，陈志远也拿起笔当起了记者，他原本想利用记者的寻找机会刺杀戴笠。可是几年记者当下来，陈志远连戴笠面都没有见到过，更不用说对戴笠下手了。就在陈志远苦苦寻找下手的机会时，戴笠却坠机而亡了。他为了发泄内心对戴笠的愤慨，有意在小报发表了戴笠坠机的事是王亚樵的人策划的。 戴笠不是死于王亚樵的人之手，这是可以肯定的。 不过，当时在重庆好些茶楼里，还流传着戴笠的死与汪精卫有着联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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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翔116
民国历史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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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上)
汪精卫在国民党中央四届六中全会期间被孙凤鸣枪击后，伤势虽重，但所中的三枪并非致命伤。南京中央医院将汪精卫左臂和左颊的子弹取出后，由于受当时医疗条件的限制没能将胸脊柱骨旁的那颗子弹取出来。也正是这颗子弹不时发炎，它所产生的疼痛使汪精卫时常心神不安。汪精卫在遇刺后会见报社记者时说：“窃思本人生平并无私仇。而最近数年，承乏行政，正值内忧外患重重煎迫之际，虽殚心竭力，而艰难周折，外间何从得知？”由于内心闷压积聚太多，加上枪伤又久治不愈，汪精卫在考虑了多方因素后决计去欧洲疗养。去欧洲前，汪精卫辞去了行政院长和兼任的外交部长的职位。 汪精卫到欧洲不久，国内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西安事变”被解决后，国内各种政治力量包括以前和蒋介石有很深恩怨的各路军阀，都以国家利益为重表示无条件支持蒋介石。就在“西安事变”提高了蒋介石在国内的威信后，汪精卫结束了在欧洲的疗养回到了国内。回国后。因为身体的原因，汪精卫没有在政府内任职。但汪精卫仍然是国民党最高决策机关的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在政治上还在蒋介石之上，对国民党的方针政策仍有很大的影响力。不过，随着日本军队利用“芦沟桥事变”向中国发动全面进攻后，汪精卫又站到了政治舞台的前面。在国民党临时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上，蒋介石以加强军事为由要求修改党章，规定国民党设总裁和副总裁各一人。随后，大会选蒋介石为总裁，汪精卫为副总裁，就这样蒋介石名正言顺地取得了党内的最高领袖地位。但是，这并没有扭转中国军队在战场上被动的局面，使蒋介石不得不铤而走险。在没有任何预告的情况下，国民党军队突然炸开了黄河大堤。泛滥的黄河水没有淹死一个日军，却淹死了十多万中国老百姓，上百万人成为无家可归的流民。不久，国民党军队又在预定撤出长沙时误放火，烧死平民数万。汪精卫对这种建立在人民惨痛牺牲基础上的焦土抗战越来越不安，他觉得自己多次提出的“和平救国”的理念是正确的。当然，在国民党内部持“和平救国”观点的不止汪精卫一人，还有周佛海、顾祝同、梅式平、雄式辉、高宗武、胡适等人。他们组成了一个“低调俱乐部”，主张“和平救国”。汪精卫虽然不直接参加“低调俱乐部”的活动，却是这个组织的灵魂，无形中形成了以汪精卫为中心的“和平运动”。 一九三八年十月初。日本军队想在武汉战役中一举消灭中国军队主力，但中国军队主动撤退，并且中国政府也迁都重庆，使日本政府想通过武力高压迅速解决中国问题的企图破产。日本非常不愿意打持久消耗战，持久战拖的越久对人口资源丰富的中国就越有利，日本就有可能在消耗战中被拖垮。此时，日本用在中国战场的兵力已增至二十四个师团，军费激增，财政困难，国内危机日渐困重。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政府内部要求“重新检讨对华政策”的呼声抬头。不久，日本政府近卫首相发表了第二次对华声明，一改过去的“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方针。随即，日本政府和军部的对华方针由“军事打击为主，和平谈判为辅”，改为“和平谈判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由否认重庆国民政府改变为承认重庆国民政府。日本政府并且考虑作出一定的让步，和中国政府谈判以尽早结束战争。日本对华政策改变后，开始发出和谈的信号，这正好与汪精卫等人的“和平救国”论的看法不谋而合。此时，国民党内部对“是战还是和”的问题上，发生了重大分歧。但由于“主战”和正义联系在一起，“主和”不免要戴上投降卖国的帽子，所以国民政府内“主战”派还是占绝对多数。为此，汪精卫等“主和”派开始了自己独自的“和平工作”。不过，蒋介石在“主战”和“主和”之间持机会主义的态度，一方面高唱抗战到底的高调，另一方面对汪精卫等人的“和平工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为中日战争的结局留一条后路。蒋介石并没有制止和惩处参与“和平工作”的官员，使汪精卫的“和平工作”得以顺利进行。于是，汪精卫委托“低调俱乐部”的梅思平和高宗武等人，与日本私下接触谈判停战的条件。 这年的十月底，国民政府外交部亚洲司日本科科长董道宁依照汪精卫的意思，通过私人关系与在上海的日本南满铁路驻京办事处主任西义显和同盟通讯社上海支局长松本重治等人进行接触，摸索与日本和谈的可能性。西义显和松本重治明白了懂道宁的意图后，劝董道宁直接到日本与军方人士会谈。于是，在松本重治的安排下，董道宁来到日本与陆军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影佐祯昭大佐进行了会谈。由于董道宁是个小科长，虽然影佐祯昭并不清楚董道宁的背景是什么，但他可以肯定董道宁是在某个高层人士的指派下来日本秘密谈判的。影佐祯昭是日本国内的主和派，也是早期参与“和平工作”的惟独的一名军人。当董道宁向影佐祯昭询问，日本政府是否会改变近卫首相提出的“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政策时，影佐祯昭告诉说：“尽管军部中有很多人反对近卫首相发表的声明，但近卫首相的声明是事出有因的，不可能会简单地取消。其实日本国内希望和平的人也大有人在，非常愿意与中国进行停战谈判，期望中国也能够表示出具有和谈的诚意。”董道宁在了解了日本政府的政策走向后，要影佐祯昭给蒋介石写信以示他这次来日本的收获。影佐祯昭认为他一个课长的身份给蒋介石写信不合适，而是给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老同学何应钦和张群分别写了信。影佐祯昭在信中写道：“董道宁此次来日本表示了中国的诚意，日本深为感谢。” 董道宁回国后，将影佐祯昭的信交给了上司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高宗武很快把此信交到了国民党宣传部长周佛海的手上，而后由周佛海分别将信转给了蒋介石和汪精卫。蒋介石知道这信的来龙去脉后，要高宗武通过西义显转达他向影佐祯昭的好意所表示的感谢。不久，周佛海向蒋介石进言派高宗武到上海进一步开展秘密外交。蒋介石同意高宗武到上海进行秘密外交，并从军委会秘密军费中每月支出六千元作为高宗武的活动经费。高宗武到上海活动了一段时间后，周佛海又背着蒋介石密派高宗武直接到日本会谈。 高宗武在松本重治的陪同下来到日本，到日本后他首先表示此次来日本并不是代表蒋介石来的，而是中国主和派的代表。在影佐祯昭的斡旋下，高宗武与日本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进行了会谈。会谈时，高宗武提出由汪精卫出马，从政府外部掀起“和平运动”的计划，希望日本方面为汪精卫的出马提供有利条件。日本方面同意，以“不要领土，不要赔款”的优惠条件，支持汪精卫出马进行“和平运动”。高宗武回国后，因未经蒋介石允许擅自去了日本，而且这次得到的结果对蒋介石也不利，所以只向周佛海报告了日本之行的情况。周佛海很快把高宗武提交的报告给了汪精卫，汪精卫对日本支持他出面进行“和平运动”很高兴。 不久，高宗武因肺病住院，周佛海改派军委会政略部主任秘书梅思平接替高宗武继续进行秘密谈判。梅思平与日本近卫首相的私人代表松本重治在香港共进行了五次谈判，初步确定日本政府除“不要领土，不要赔款”外还答应二年内撤军，以此支持汪精卫搞“和平运动”。当梅思平将日本方面的条件交给汪精卫后，汪精卫同意在此条件下出面主持“和平运动”。随后，汪精卫与周佛海和梅思平等人召开秘密会议，讨论“和平运动”的具体计划，准备分五个阶段进行：一是汪精卫离开重庆在外宣布下野，并脱离国民政府。然后日本政府立即发表声明，提出不要领土、不要赔款和两年内撤军的条件，倡议与中国进行和谈；二是汪精卫以个人名义发出响应日本政府的和平倡议，建议国民政府接受日本的条件和平停战；三是云南等地的地方实力者通电响应汪精卫的和平号召，在云南等日本军队未占领的地区建立新的独立的政府；四是日本承认新政府并与新政府进行和平谈判。同时，日军撤回长城以北，将日军占领区转交新政府；五是新政府统一全国，实现中日两国间的真和平。汪精卫明白要实现这个和平计划的第一个关键问题，是要得到云南政府主席龙云的支持。 为此，汪精卫派夫人陈壁君找到龙云进行秘密商谈。龙云本来就对蒋介石改变他的军队和调用云南的大量物资耿耿于怀，当明白了陈壁君的意思后即表示支持汪精卫建立新政府。有了龙云的许诺后，汪精卫派梅思平和高宗武等人为代表，与日本派出的代表影佐祯昭等人，在上海虹口公园附近的重光堂进行了最后谈判，并签署了“重光堂协议”。当时，梅思平把“重光堂协议”抄写在丝绸上，而后缝在西装里带到了重庆。汪精卫见了“重光堂协议”后，犹豫了好长时间。后在周佛海等人的反复劝说下，最终下决心选择走“和平救国”的道路。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八日，这天是汪精卫原定想离开重庆的时间，因为蒋介石外出不在重庆。可就在汪精卫准备动身时，蒋介石突然从桂林飞回了重庆。蒋介石的回返打乱了汪精卫的计划，以为事情已败露，他只好暂时按兵不动等待时机。其实，对汪精卫与日本人的频繁接触蒋介石已有所警觉，曾当面试探地询问过，而每次汪精卫总是支支吾吾的不作正面回答，这自然加重了蒋介石的疑虑。为了打消汪精卫亲自出马搞“和平运动”的妄想，蒋介石特意在国民党纪念周集会上，明确表明了要坚决抗战到底的决心。但过了十天后，在蒋介石飞往陕西出席军事会议时，汪精卫见时机已到即以外出演讲为名，偕同夫人、女儿和秘书等人飞往昆明。 汪精卫到达昆明后，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率大小官员到机场迎接。当天晚上，汪精卫与龙云作了次非常恳切的谈话。谈话中，汪精卫把“和平运动”的计划向龙云交了底，龙云听后也满口表示赞同。第二天，汪精卫一行与随后而来的周佛海等人，登上龙云代为包租的专机离开了昆明，抵达当时为法国殖民地的越南河内。 汪精卫搞“和平运动”由来已久，蒋介石不以为怪。但汪精卫竟然放弃国民政府副总裁的职位不辞而别，则是蒋介石和其他国民党要员做梦也不曾想到的。消息传来，莫不万分震惊，谁也猜不透汪精卫出走的真正原因。直到日本政府近卫首相发表第三次声明，并汪精卫发“艳电”通报响应之后，蒋介石等人才明白了汪精卫出走的真实意图。尽管蒋介石与汪精卫争权夺利多年，但国民政府副总裁出走投敌，这将给国民政府带来极其恶劣的影响。对这点，蒋介石是非常清楚。为了挽回局面，蒋介石下令封锁消息，谎称汪精卫告假去河内治疗，并派汪精卫的好友陈布雷和外交部长前往河内劝其回国。同时，蒋介石暗地里则命令戴笠严密监视汪精卫一行，防止他们公开投敌。蒋介石要戴笠，既要达到监视和警告汪精卫及其追随者的目的，又不能让汪精卫抓到任何把柄，以致公然与老蒋决裂，造成无法挽回的局面。 这无疑是项非常棘手的任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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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翔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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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中)
蒋介石找过戴笠的当天下午，戴笠悄悄地到了香港。 戴笠在对汪精卫出走河内的所有情报进行分析后，决定在严密监视汪精卫等人的同时，来个声东击西和杀一儆百的行动。他亲自出马打电话给汪精卫的追随者《华南日报》负责人林柏生，以及拥护汪精卫“和平运动”的香港中央通讯社社长肖同兹，指责他们不该发表支持汪精卫的文章，与重庆政府公开唱对台戏。与此同时，戴笠还派人上门扬言要烧毁《华南日报》社。但戴笠所做的并没有吓住林柏生，他继续在报上写文章攻击重庆政府。这可激怒了戴笠，他派人在林柏生回家的路上，将其打伤以示警告。过后，戴笠又把特务处上海区区长王天木约到香港，密商在上海尽快地派人杀一两个大汉奸，给企图投敌叛国者以威慑。 不久，按照戴笠和王天木的安排，伪维新政府的外交部长被击毙在上海的寓所里。也就在这时候，戴笠早先派到河内去的特务处天津站站长陈恭澍、临灃特训班副主任余乐醒和自己的贴身警卫王鲁翘等人，在监视汪精卫的工作上也取得了重大突破：他们截获了一封汪精卫煽动龙云脱离国民政府，拥护其在西南成立伪政权的密函。原来，汪精卫逃到河内并发表了“艳电”后，实指望如周佛海等人以前所说，云南、四川和广东等拥有军队的实力人物会出来响应他的“艳电”，拥护他回西南成立一个与蒋介石抗衡的新政权，然后再进一步与日方谈“和平”之事。可是“艳电”发表了三个多月，云南、四川、广东均无动静。汪精卫有些耐不住了，冒险给龙云写了此封密函。密函中写道：“……弟蛰居河内，非有所谓，然寄人篱下，言论行动，不能取信于国人。若回到内地，则声势迥然不同。各方趋附，有其目标；国际视听，亦有所集，事半功倍。日本对弟，往来折冲，亦比较容易有效。此弟三个月前不敢求之先生，而今日始求之先生，未知先生能有以应之否？……如先生予以肯定，则弟决然前来；如先生予以否定，则弟亦不能不谋他去。盖日本一再迁延，已有迫不及待之势……”密函中，汪精卫投敌叛国之心昭然若揭，成了他当汉奸的铁证。 戴笠得此密函后，急将此密函亲呈给了蒋介石。 一九三九年一月初，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的临时会议上作出罢免汪精卫公职的决定，并剥夺其国民党党籍，动员全国报纸对汪精卫进行揭露，下令“严缉惩办汉奸”。此后，蒋介石密令戴笠立即拟订制裁汪精卫的行动计划，抓紧时间进行布置，一定要抢在汪精卫离开河内去南京组织伪政府之前把他除掉。戴笠在这之前虽然已成功地组织了多次暗杀行动，在布置行动方面也积累了较丰富的经验，但要完成对汪精卫的刺杀执行难度实大。首先，这是次国际行动，如何组织越境暗杀，这在戴笠的历史上是第一次。没有任何先例可以借鉴。越南是法国的殖民地，法国人历来对殖民地的治安抓的很紧，连武器也禁止携带。再加上语言不通、地形不熟和风俗不懂，这就使行动人员办事很不方便。戴笠深知在这种环境下，只要在任何一个细节上稍有疏忽就可能招徕全盘大错。戴笠手下虽有不少国际情报人员，但是没有一个国际行动人员。况且过去在国内组织的暗杀行动，不但有大批军警宪人员进行配合，而且参加行动的人员大都是当地熟悉情况的“老地方”。另外，制裁汪精卫的行动必须要抢在他潜回南京之前，准备的时间实在仓促，难以周密筹划。汪精卫此时虽手无缚鸡之力，但他是个国内外都有影响的著名政客，他的一举一动必然会受到法国和日本当局的密切注视。此外，汪精卫一生中与暗杀有着不解之缘，既暗杀过别人也被别人暗杀过，是从炸弹和子弹中滚爬过来的。以汪精卫的机警，他不可能不清楚蒋介石会采取何种方式来对待他。为此，戴笠从蒋介石那里回来后即与军令部二厅的郑介民，认真仔细地研究和拟定了此次行动的计划与具体方案。过后，戴笠率特务处甲室的毛万里等人直飞香港，在铜锣湾晚景楼一号公寓内设立了指挥中心，并在香港高街六号也设了联络站。该联络站里有两部电台，由戴笠指定报务人员日夜值班，不间断地与河内和重庆之间联系。 同年一月中旬，戴笠经化名取得护照后从香港乘飞机到了河内行动组所在的密点。 在召集余乐醒等行动组人员开了会后，单身一人去拜会了国民政府驻河内总领事许念曾。戴笠向许念曾说明了此次来的意图后，许念曾同意总领事馆作为刺杀汪精卫的临时指挥部和联络点。随后，行动组的人员带着电台驻进了领事馆。当天晚上，戴笠又秘密会见了一位姓徐的直属联络员。此人因在欧美留过学，与河内法国殖民当局的关系非常好，而且在当地华侨社会 中也颇孚众望。戴笠过去交给他的任务是长期潜伏，发展关系，以为后用，平时只由戴笠单线联系。此时正是用人之时，戴笠要他全力配合行动组工作。为确保刺杀汪精卫行动的成功，戴笠指令特务处美国站购买了两支新制的左轮手枪。这种手枪的特点是射程远和杀伤力大，很适合在狙击行动时使用。这两支枪，由曾为法国空军作出过贡献的法国援华志愿大队联络官曹师昂，通过其法国的妻子带到了河内。 四天后，戴笠又回到了香港。 戴笠离开河内时，尽管再三提醒行动组的人员“做好必要的准备，千万不可轻举妄动”。但余乐醒等人在紧张而又难耐的等待中，还是采取了“软性行动”，就是想用毒药在不知不觉中把汪精卫毒死。那么怎么才能把有毒的食品送到汪精卫的住处去，成了余乐醒等人很费心事的难题。当时，汪精卫夫妇住在河内高朗街二十七号，与他们同住的只有仆人和几个亲戚。余乐醒明白，要收买汪精卫身边的仆人和亲戚是不可能的。为了寻找下手的机会，余乐醒要行动组的人进一步加强对汪精卫住周围的监视。不久，行动组的人发现高朗街上的一家面包店，几乎每天早上都派人给汪精卫家送面包，而且汪精卫每天早上也必用面包。于是，余乐醒让人买了几只面包进行注毒试验，没想到当毒液注入面包后很快就结成了黄豆般的小块。用有毒的面包，毒死汪精卫这方法显然不行。接着，余乐醒利用汪精卫所用的浴室水龙头漏水的机会，派人把一瓶有剧毒的气瓶放到了浴盆和墙角的夹空间，欲利用缓慢散发的毒气致汪精卫于死地。不料，汪精卫的一位侍从在检视浴室时发现了毒气瓶。当汪精卫得知此事后，认定是蒋介石派人干的，为此增加了防范的措施。就在余乐醒等人再次想法下手时，戴笠发来了密电：“着即对汪精卫予以严厉制裁，不得延误。”行动组收到密电后，当对原先制定的行刺方案确认无误后，决定在第二天的夜里突袭汪精卫住宅，并处死汪精卫。 可没想到第二天一早，负责监视汪精卫住宅的行动人员报告说，汪精卫正在打理行装有全家逃离河内的迹象。过了约两个小时后，又报告说汪精卫一行坐了两辆黑色轿车往河内达莫桥方向驶去。余乐醒即令陈恭澍，带领行动人员驱车追赶。当陈恭澍开车追过达莫桥后，发现在前面不远的空地上停着两辆黑色轿车。由于不能靠的太近，加上当时阳光又相当耀眼，陈恭澍等人看不清哪辆车里坐着汪精卫。就在他们犹豫不决的时候，那两辆黑色轿车迅速起动并朝原来来的方向疾驶而去。等陈恭澍调转车头再追时，那两辆黑色轿车已经没有踪影了。显然汪精卫已经对戴笠手下要采取的行动已有察觉，要不然不会出现刚停车又急促离去的情况。好在这时，监视汪精卫住宅的报来说两辆黑色轿车已回，汪精卫夫妇俩正在住宅外的草地上争吵着什么。可是当陈恭澍带人赶到时，汪精卫夫妇已回到了屋里。此后的整个白天，行动人员的眼睛再也没有离开过汪精卫的住宅。 到了夜晚十一时许，按照预先的方案，负责刺杀汪精卫的人员越墙后直奔汪在三楼上的卧室，其他人员在院内巡查和放哨，陈恭澍驾车在外围接应。当负责直接刺杀汪精卫的王鲁翘带人奔到三楼时，由于汪卧室的门非常结实怎么也踢不开，只得用板斧将门砸开。也许是砸门的声音惊动了楼下的佣人，或者是行动组的人员撞见了佣人，楼下一阵争吵后有了枪声。这枪声一响可急坏了王鲁翘，没待门完全砸开就从已有的窟窿里钻了进去。他用手电往房内一照，只见有个男人光着大腿颤动着身子躲在床底下。王鲁翘以为他就是汪精卫，便对其腰和背就是三枪。当他刚想转身时，发现床下还有个女人，以为是汪精卫的妻子陈壁君，便甩手又是三枪。当王鲁翘正准备上前验证时，因为先前的枪声已经惊动了周围的警察，远处已有了警车的呼叫声。王鲁翘等行动人员只得匆忙撤离，上了陈恭澍的接应车回到了驻地。回到驻地后，王鲁翘对陈恭澍说，凭他的枪法汪精卫夫妇必死无疑。 可是谁也没有想到，天亮后传回的消息是汪精卫夫妇没死，被枪弹击中的是汪精卫的秘书曾仲鸣和他的妻子方君壁。原来，曾仲鸣听说汪精卫的车被人追踪，就带着妻子来汪宅来探问。也许是为了宽慰汪精卫，曾仲鸣当晚与妻子留住了下来并住在了汪精卫的卧室，结果替汪精卫挨了子弹。后来，曾仲鸣死在了医院的手术台上，他妻子虽然胸部和手臂及大腿都中了子弹，但经医院抢救活了回来。曾仲鸣死后，汪精卫亲笔写了悼念曾仲鸣的文章《曾仲鸣先生行状》，接着又在《华南日报》上发表了《举一个例》的文章。汪精卫在此文中举例说明，与日本谋和并非自他开始，以蒋介石为首的的领导集团早已秘密进行了。《举一例文章》发表后，日本政府在分析了河内暗杀汪精卫事件的基础上，召开了由首相、陆相、海相、外相和藏相参加的“五相会议”，决定派影佐祯昭等人到河内营救汪精卫。不久，汪精卫在日本人的保护下，经海防乘船到达上海。 刺杀汪精卫的行动失败后，余乐醒和陈恭澍等人旋即离开河内经香港回到了重庆。戴笠听了全面汇报后，就到蒋介石处自请处分。蒋介石听了戴笠的叙述后，脸上没有任何的表情。好久后，他才对戴笠说：“事情虽然没有成功，但你们是尽了力的。汪精卫这次不该死，将来还是要上断头台的。”应该说，这次河内的刺汪行动调动了戴笠的全部智慧和行动经验，他大部分时间都坚守在香港的指挥中心里，甚至连春节也是在香港过的。为此行动的最终失败，对戴笠的心里确实是个不小的打击。多年以后，戴笠在总结河内行动的教训时说：“……如果说要检讨当时的得失，那就是计划不周密，以致汪逆漏网，只打死了汪的副手曾仲鸣。当时，应该在达莫桥上把他打死。不在桥上打，而在晚上行动，已经失策。” 戴笠的话里虽然有着许多的遗憾，但他追杀汪精卫的心没有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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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下)
一九三九年五月初，汪精卫一行抵达上海后即与原中统局的高级特务丁默邨和李士群为首的汉奸特工组织合流，使军统局在上海的组织和人员遭到了很大的破坏和损失。在此情况下，戴笠非常清楚仅靠上海区域的外围组织实施对汪精卫的阻击是很难得手的。为此，戴笠决定另辟蹊径，派曾参加过“和平运动”的军统局特务戴星柄打入汪精卫的身边伺机下手。 戴星柄与戴笠是老乡，他接到戴笠的指令经香港到达了上海。尽管戴星柄利用原来的关系靠上了汪精卫，但由于河内的暗杀阴影仍在汪精卫的心里难以挥去，对身边的人时时严加提防。结果半年后，戴星柄的工作始终没有进展。他觉得再这样下去对不起戴笠，就以回广东策反粤系高级将领为名给汪精卫写了信后离开了上海。但戴笠决意要刺杀汪精卫，他派军统局书记长吴庚恕带了十多名行动人员，随戴星柄再次秘密地进了上海。按照戴笠的计划，如此次刺杀汪精卫的行动一时不能得手，可以先打击其他仅次于汪精卫的大汉奸。 于是，戴星柄和吴庚恕把目光盯在了上海特别市市长傅筱庵的身上。但因事先机密外露，戴星柄被丁默邨和李士群的手下逮捕。当丁、李清楚了戴星柄的身份后，想通过他与戴笠取得联系，目的是与军统局能暗中携手合作。戴星柄答应了丁、李的要求，并给戴笠写了信。不久，军统局来了复函，表示同意丁、李的提议。但复函运用了文字笔划上的粗细不同，另给了戴星柄秘密指示，要他伪装合作，寻找机会除掉丁、李，同时还要他抓紧落实除掉汪精卫的行动。但这秘密指示很快被破译，丁默邨和李士群得知后恼羞成怒，当即将此案密报给汪精卫。汪精卫本来就对戴笠和他的手下极为痛恨，立刻大笔一挥“立予枪决”。就这样，戴星柄成了刺杀汪精卫行动中第一个被对方处死的军统特务。 戴星柄的死，并没有使戴笠放松刺杀汪精卫的部署。他电令吴庚恕，要他继续活动，寻找时机刺汪。 吴庚恕在军统局里有很老的资格，因其骄横凶狠很受戴笠的器重。这次他来上海之前，曾向戴笠发誓不取汪精卫的首级不回重庆。戴星柄一死，他到处活动多方打听，终于找到了在伪维新政府中当科员的同学陈承纶。因汪精卫在广州农运所任教官时与陈承纶有师生关系，吴庚恕便威逼陈承纶利用这关系去接近汪精卫，寻机在汪精卫的住宅或办公室里安放定时炸弹和放毒。陈承纶本来就是个胆小怕事的人，根本就没有胆量去做谋害汪精卫之事，但面对吴庚恕的凶野蛮横又不敢拒绝。他经再三考虑后，觉得最妥当的办法就是让汪精卫直接来对付吴庚恕，自己好从中脱身。于是，陈承纶将此事的经过全向汪精卫作了密报，汪精卫即将此事批转给丁默邨和李士群。过后，丁、李俩人设计将吴庚恕抓获，没经任何审查就枪决了。 戴笠得知吴庚恕的死讯后曾伤心了好久，也更激起了他对汪精卫更强的报复心理。他让在河内刺汪行动中失手而被冷落的陈恭澍接任了军统局上海区区长，同时在上海注册成立了北极冰箱公司，作为刺杀汪精卫行动的密点和联络站。通过北极冰箱公司经理陈三才的工作，收买了投靠汪精卫的原军统局特务诸亚鹏，由他出面在汪精卫乘车出入时开枪射杀。考虑到汪精卫所用的车辆是防弹保险汽车，戴笠还专门为此次行动配备了一支穿甲专用手枪，以作为阻击汪精卫的专车之用。这次行动方案仔细周密，不料就在行动之前军统内部有人出卖了情报，结果陈三才和诸亚鹏相继被捕。 多次刺杀汪精卫行动的失利，并没有动摇戴笠信心。经分析上几次失手的原因后，戴笠想挑选一位能接近汪精卫的武士或侠客，在与汪精卫见面时凭借功夫当场要汪的命。这样既能通过汪精卫处警卫人员的严密检查，又能在准备过程中减少暴露行迹的风险。经过军统局行动处的多方寻找，物色到了一位理想的人物。他叫黄逸光，其手腕力量极大，据说曾打死过老虎。黄逸光平时从事童子军活动，抗战前组织过徒步旅行团。抗战开始后从广东移居到南京，当时还任行政院院长的汪精卫接见过他，还在一起合过影。当戴笠派人向黄逸光布置任务时，汪精卫已“还都”南京。黄逸光就带着原来和汪精卫的合影，到伪政府里想见汪精卫。因多次破获军统局组织的刺杀汪精卫的案件，汪精卫更是对前来投靠的各种故旧亲朋严加分别和防范。所以，黄逸光仅凭当年一张发黄的照片便要求晋见，汪精卫是怎么也不能放心的，他要丁默邨和李士群派人对黄逸光的情况进行查证。果然，丁、李派手下的人对黄逸光临时开在中央饭店的房间秘密搜查后，从房间里搜出穿甲手枪一支及照相机一架，还有小型电台和密码本。旋即，黄逸光被逮捕，并从他的身上查出毒药一包。按戴笠的安排，当汪精卫同意见黄逸光，那么黄逸光就利用见面的时机用巨大的臂力将汪精卫掐死。完事后，万一黄逸光脱不了身，就用随身带的毒药自杀。汪精卫得知确切报告后，毫不迟疑地批示枪决。 黄光逸的死，使戴笠不得不承认投入了很大精力和财物的刺汪行动是失败了。虽然戴笠对汪精卫仍然恨之入骨，但已很难拿出更好的计划来突破汪精卫的严密防范，为此决定将刺汪行动暂时搁放一边。 不过，汪精卫最终还是死在了戴笠的手上。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日本在东京召开大东亚会议，汪精卫参加了这次会议，并会见了首相东条英机。会谈结束时，汪精卫向东条英机提出了一个请求，要东条英机派几名医生去南京，为自己取出留在后背上的那颗子弹。东条英机答应了汪精卫的请求，派黑川利雄等人带着医疗器械来到了南京。经过一番细致的检查，黑川利雄告诉汪精卫，他后背的那颗子弹已伤极骨头，但并没有大的危险还是不取出来为好。黑川利雄回国后，汪精卫仍旧不放心，他总觉得子弹留在体内就是个威胁。没过多久，汪精卫到南京日本陆军医院，坚持要医生取出背上的子弹。当年十二月底，南京日本陆军医院的后勤部长、中将医生铃木小荣亲自操刀，替汪精卫取出了背上的那颗子弹。但可能是手术伤及了中枢神经，汪精卫手术后双腿变得不听使唤，而且大小便失禁，使用任何药物全都无效。陈壁君见汪精卫病情加重十分着急，在西药没有用的情况下，她想到了用中医秘方救治。陈壁君托付亲朋好友，寻找民间中医。经多方辗转打听，终于在江苏无锡找到一位治骨伤疮毒的名医刘一贴。 刘一贴到南京给汪精卫仔细把脉检查后，发现汪精卫的创口已经平复，只是内侧发烫，并且脉象细促。于是，刘一贴开了两剂退火的药，接着从贴身的内衣袋里拿出一张膏药，在酒精灯上烤了一会后贴在了汪精卫的背上后去了旅店。第二天，汪精卫感到后背凉飕飕的，原有的疼痛减轻了一半。陈壁君见此暗自高兴，即派人给刘一贴送去了厚礼，并把他从旅店接回了医院给汪精卫复诊。刘一贴到医院后，重又检查了汪精卫背后的创口，面露喜色地告诉陈壁君说：“汪先生的创毒不重，只要再照原方服上两剂，等两个时辰后再贴一帖毒散膏，便可一劳永逸了。”刘一贴说着从小药箱里拿出膏药交给了陈壁君，交代了几句后便告辞回旅店去了。汪精卫以为那张毒散膏贴了之后便可消灾纳福，也就等不及过两个小时再贴的嘱咐，马上要陈壁君给他背上贴上。谁知这张膏药贴上不久，汪精卫就四肢抽抖，贴膏药的地方火烧般的难受，原来的疼痛加剧。 陈壁君见状慌了手脚，当她让人到旅店去找刘一贴时，刘一贴已离开旅店不知去向。三天后，陈壁君收到了刘一贴的一封信，白纸上写着四行字：厚礼不该收，既收亦不愁，平生药一贴，宜人不宜狗。陈壁君见此信后，大呼上当。可刘一贴的那帖膏药已将子弹的铅毒扩散入骨，汪精卫的病情一天比一天恶化，而且高烧不断。日本政府考虑到汪精卫病情的严重性，用飞机把汪精卫接到了日本名古屋帝国大学附属医院，并很快进行了手术。手术中，医生发现汪精卫的三节胸椎骨已严重变形，骨膜发炎溃烂。手术后，汪精卫的身体和头部全用石膏固定，此时的他已元气丧尽看上去形如僵尸。汪精卫自知来日不多，由他口授，陈壁君记录，留下了《最后之心情》的遗嘱。那时，美国的轰炸机已开始大规模轰炸名古屋，为躲避轰炸已奄奄一息的汪精卫连人带床被送到了阴暗寒冷的地下室。不久，汪精卫因地下室寒气侵袭加上又惊又吓病情急剧恶化而死。 汪精卫的死讯见报半个月后，戴笠在重庆秘密会见了刘一贴。 刘一贴的真名叫刘永好，爷辈手上就用祖传秘方闯荡江湖为民治病，到他的手上用祖传秘方治疗刀伤和枪伤已经很有名气了，再难治的伤只要他的一帖药膏就很快可以见效。时间久了，人们只叫他“刘一贴”，而忘了他的真名实姓。戴笠在这之前并不知道刘一贴，但他清楚陈壁君为了汪精卫的病情急找民间秘方的事。就在陈壁君手下的人找到刘一贴的第二天，戴笠手下的人也紧跟着上了门。刘一贴原本不了解到南京是给谁治病，经戴笠手下的人一点拨才恍然大悟。日本人在中国作的恶刘一贴心里清楚，汪精卫跟着日本人走他早就深恶痛绝。为此，戴笠手下的人只说了个开头，刘一贴就多次点头，再三说他已明白自己该怎么做了。 过后，戴笠接到报告说刘一贴已按计划前去南京，接着又得到报告说下毒得手汪精卫必死无疑。对此，戴笠始终不动声色，他需要的是最后结果。当日本政府用飞机把汪精卫接走后，戴笠知道留给汪精卫的日子不多了，不过他仍然谨慎地等待着最后的消息。直到在第一时间里确认汪精卫已死在日本时，他才喜不自禁地把此事的经过报告给了蒋介石。 汪精卫的死了却了戴笠多年的一桩心事，他终于想到了刘一贴，为此也就有了在重庆秘密会见刘一贴的事。刘一贴因自小就在江湖上混，为此对酒有种很特别的感情 。在重庆的那几天他心情特好也就每次都要多喝几杯，喝多了他哪里也不去就去茶楼。茶楼里人多，而刘一贴的话也多，话多了就慢慢地把汪精卫的事说了出来……重庆的茶楼本来就是三教九流的聚集之地，刘一贴说的事自然成了这些人品茶时多嘴的话题，加上报纸上这类文章的时不时的刊登，也就没有人怀疑汪精卫的死确与戴笠有关系的事实了。为此，当戴笠坠机而亡后，重庆茶楼里的人把这事与汪精卫的死联系在一起也就能理解了。但茶楼里也有脑子清楚的，他们把汪精卫死的时间和日本宣布投降的时间细算后，觉得这期间已混乱的伪政府不可能还会有人去暗杀戴笠，就算有这样的念头也办不了这样的事。从丁默邨和李士群手下人员后来写的材料看，丁、李是有过刺杀戴笠的计划，但要么只停留在纸上要么还没实施就已流产。 那么戴笠究竟是死在谁的手上呢？ 这与戴笠组织的几起全国影响很大的暗杀事件有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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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上)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军队对我国辽宁沈阳北大营的中国驻军发动了武装进攻，接着对我国东北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武装侵略。“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国民族危机日益严重，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政府在这民族危亡之机，仍然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继续围剿GCD领导的红色根据地。同时，为了压制国内不断高涨的抗日民主运动，国民党政府在政治上推行“训政”，实行法西斯统治，使许多革命者和仁人志士遭到了逮捕和杀害。特别是国民党左翼领袖邓演达因积极从事反对蒋介石的活动，被蒋介石秘密枪杀于南京麒麟门外的沙子岗后，更激起了宋庆龄等爱国民主人士的义愤。为了“专门保护及营救所有的政治犯”，经宋庆龄等人的多方联络和四处奔走，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在上海正式成立。宋庆龄被推举为该同盟的主席，蔡元培为副主席，杨杏佛为总干事并主持同盟的日常工作。杨杏佛是江西清江人，早年参加辛亥革命，曾任孙中山先生的秘书，后留学美国哈佛大学。孙中山先生病逝后，被推举为治丧筹备处总干事。不久，回上海任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执行委员。 一九三三年二月，杨杏佛受宋庆龄的委托带人到北平各监押所视察，并对在押政治犯的情况进行了解和调查。过后，杨杏佛将北平反省分院关押的政治犯所写的两封信，以“活人的坟墓”为题发表在犹太人办的《中国论坛》的杂志上，将国民党迫害革命者和践踏民权的罪行予以曝光。杨杏佛视察完北平的监押所后，到华北各地发表演说，参加游行示威游行，抨击监狱里的黑幕，呼吁抗日救国，要求民权自由，揭露腐败政治。一时间平津等地的抗日民主爱国运动搞的沸沸扬扬，打乱了蒋介石在华北“一边抵抗，一边交涉”方针的贯彻。 同年四月五日，杨杏佛陪同宋庆龄从上海直赴南京，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释放被关押的省港大罢工领导人罗登贤和所有政治犯。宋庆龄和杨杏佛还以国民党中央委员的名义，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国共合作一致抗日。这触动了蒋介石政治神经中最敏感的部分，把蒋介石逼到了忍无可忍的边缘。五月十四日，国民党政府与租界当局合谋，绑架了进步作家丁玲和史学家潘梓年，并杀害了GCD人应修人。顿时全国舆论沸腾，而国民党政府却矢口否认。杨杏佛经过深入调查，掌握了重要证据，扬言要予以公布。杨杏佛此举使国民党政府极为尴尬，如果此事件的内幕揭露出来无疑给国民党政府的脸上扇了记耳光。当蒋介石得知此事后再也耐不住了，他召见了戴笠，要戴笠采取严厉手段对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有所儆戒。由于“同盟”毕竟是由宋庆龄这样的名人贤达组成，并在国内外深孚众望，如果下手轻了肯定起不到威慑作用，而下手重了所产生的影响又会在政治上引起很大的麻烦。为此，蒋介石叮嘱戴笠，要戴笠在“同盟”中杀个“适当的对象”以起儆戒的作用。蒋介石要戴笠亲自去上海拟出方案，供其选择然后实施。戴笠受命到上海后，召集心腹特务们进行了分析研究。在听取了多种意见后，戴笠认为“同盟”领导人中宋庆龄的地位特殊杀之顾虑颇多，蔡元培在“同盟”中并不活跃杀之价值不大，惟有杨杏佛的地位和其活跃的程度杀之较为合适，能起到杀一儆百和敲山震虎的作用。 戴笠把分析报告报给蒋介石不久，蒋介石就同意了报告的内容，但要求戴笠此次行动不得让“同盟”抓住任何把柄。 戴笠开始行动了。 他首先指挥上海区法租界情报组的特务，把杨杏佛的住址、生活特点、行动规律和来往人员的情况非常仔细地作了调查。这其中有两个情况引起了戴笠的注意：一是杨杏佛原住霞飞坊五号，一年前与夫人赵志道离婚后就寄寓在亚尔培路的中央研究院出版品国际交换处，这个地方属法租界，租界巡捕房的巡逻警车与执勤巡警每日来回流动警戒；二是杨杏佛喜欢骑马，并在大西路养了两匹良种马，雇有马夫专事饲养。如无特殊情况，杨杏佛每天清晨必去大西路和中山路一带骑马约一两个小时，而大西路和中山路一带是属华界，治安归国民党政府管理。于是，戴笠根据已掌握的情况，制定了两套行动方案。第一套方案是，在大西路和中山路一带进行狙击，因在此地下手时机好把握，得手后行动人员便于撤出，就是有麻烦事的话处理起来也方便。第二套方案是，准备在中央研究院附近下手，在时机把握上也容易，缺点是下手时如被租界巡捕发觉的话，行动人员撤出较难。戴笠对这两个方案反复比较后，感到第一套方案易于成功。 但这毕竟暗杀的不是一般的对象，戴笠考虑再三后准备把方案向蒋介石报告。去蒋介石那里时，戴笠带上了所准备的两套方案，因为他清楚蒋介石考虑问题历来有出人意料之处，也正因为戴笠时常应变在先才被蒋介石信任。果然，戴笠将第一套方案向蒋介石汇报后，当即被蒋介石否定了。蒋介石沉默许久后，对戴笠说：“大西路和中山路属华界，如在这一带发生了刺杀杨杏佛的大案，必然要被国内各界舆论所追究，到那时案件破与不破都不好交代。再者，‘同盟’的领导人大都居住在租界内，在租界外杀杨杏佛也起不到敲山震虎的作用，只有在租界内执行特别是在宋庆龄寓所附近下手，才能起到一箭双雕的作用，还可以不负破案的责任。”戴笠听到这里，额角上渗出了细密的汗珠，马上把第二套方案拿了出来。蒋介石对这第二套方案看得很仔细，当他得知杨杏佛在亚尔培路的住所距宋庆龄的寓所较近时，便点头说：“很好！你们就照这样去干吧！” 行动方案得到蒋介石首肯后，戴笠当天乘车赶到上海。 戴笠在对行动组人员的名单考虑再三后，确定赵理君和王克全为行动组的组长和副组长。赵理君是四川人，黄埔军校第五期毕业生，有着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每遇重大行动能镇定自若临危不乱。王克全是安徽人，原来是中共江苏省委负责人，被捕叛变后被戴笠留用。此人考虑问题周密细致，办事机警敏捷，还具有暗杀和绑架方面的经验。行动组里还有个叫李阿大的，是上海苏北帮的著名杀手，枪法很准，胆量很大。戴笠在确定了行动组人员后，当即宣布了此次行动组的纪律。戴笠说：“大家都知道，我们团体的主要使命就是忠于领袖。为此，在这次行动中每个人都必须使用化名，并严守秘密，对父母妻子以及我们团体内的同事，甚至是直接领导都不得与闻。要做到‘不成功便成仁’，如不幸被捕，应立即自杀，不得贪生怕死，暴露机密，否则将按我们团体的纪律给予严厉制裁。” 过后，戴笠指定在法租界内迈尔西路的一幢三层楼的小楼作为行动组的集合地点，并要王克全率行动组的人员居住进去。同时，戴笠还要赵理君在法租界霞飞路中段的俄国大菜馆的楼上租了房间，作为一线指挥所，并由赵理君在此负责指挥行动组的行动。而戴笠自己在法租界内的枫林桥附近也租了两层楼的寓所，作为他坐镇指挥的总指挥部。戴笠在正式实施暗杀杨杏佛行动前，他让赵理君给杨杏佛寄了封最后通牒式的恐吓信，信内还装了一颗子弹。信的主要意思，就是要杨杏佛必须退出“同盟”，否则将采取断然措施。戴笠原以为此信会多少起到作用，可没有想到杨杏佛接到信后不以为然，根本就没有害怕的意思。杨杏佛秉性本来就刚毅不屈，抱着“革命本是自动的牺牲”的决心，竟然把那信和特务们的手段在报纸上公开揭露了出来。这更使戴笠恼羞成怒了，于是下达了行动命令。 一九三三年六月十七日清晨，这天法租界一带有雾。不过，在太阳出来之前这雾慢慢地散去了。虽然是星期六，但杨杏佛仍旧起得很早，赶到大西路和中山路一带进行跑马锻炼了。此时，赵理君和王克全在这之前已在中央研究院附近设伏。可没有想到，就在杨杏佛出现在赵理君和王克全的视线里时，法国巡捕房的一辆巡逻警车恰好从中央研究院的门前开过。巡逻警车开过后，杨杏佛仍旧在赵理君和王克全的可下手的范围内。但就在他们准备举枪上前时，又有一队换班的巡警走了过来。此时，赵理君和王克全以为整个行动已暴露，不得已撤出了设伏地点。回到枫林桥附近的总指挥部后，戴笠在听取了赵理君的汇报后认为，法租界的巡捕房并没有掌握这次行动的任何消息，意外情况的出现只是偶然的巧合。于是，决定第二天早晨继续进行刺杀。 第二天，赵理君和王克全按照戴笠的布置，提前进入预定地点进行守候。大约八时左右，杨杏佛带着长子杨小佛从院中坐车去大西路的马厩。当杨杏佛的座车开出中央研究院的大门时，赵理君当即指挥守候在四周的特务们从四个不同的方向同时拔枪射击。由于开车的司机首先被击中，汽车很快在原地不动了。也许是同一个时间里的子弹射得过密，车窗的玻璃碎了一地。赵理君走近汽车后，见杨杏佛和他的儿子已被子弹击中，立即下令撤退。此时，四周响起了尖厉的警笛声。也许是过度紧张的缘故，一个叫过得诚的特务跑反了方向。当负责撤离的汽车开动后，过得诚才转过身来，可是此时已经迟了。已坐在汽车里的赵理君见情况十分危急，当即向过得诚开了一枪。过得诚是倒在了地上，但由于赵理君的那枪没有击中过得诚的要害，头脑还清醒的过得诚眼看着四周的巡捕围了上来，只得按戴笠交代过的纪律朝自己的颈部开了一枪……昏死过去的过得诚醒来后，向巡捕房讲出了自己的真名。这事很快被戴笠知道了，他大为震怒，立即通知安插在巡捕房的内线，用毒药将过得诚毒死。 蒋介石下令暗杀杨杏佛，主要目的是想恐吓宋庆龄等“同盟”的领导人。但杨杏佛死后，宋庆龄仍然积极参与主持“同盟”的工作和活动，继续揭露蒋介石的独裁统治。蒋介石在忍无可忍之后，要戴笠研究对付宋庆龄的办法。为此，戴笠除派特务每天监视宋庆龄寓所外，还策划用女特务打入宋庆龄的身边，后来又用“美男计”勾引宋庆龄的女佣人。当这些手法都没能奏效后，戴笠与上海区法租界情报组组长沈醉经再三密谋后，准备用汽车将宋庆龄撞成重伤以达到教训的目的。此计划制定完成后，沈醉按计划进行了反复的操练。当戴笠在实施此计划前向蒋介石汇报时，说出了自己内心的担心：万一撞车时控制不好将宋庆龄撞死，那后果会不堪设想。蒋介石对戴笠所说的担心经过思量后，觉得是有道理。就这样，蒋介石取消了“给宋庆龄一点颜色看看”的念头。但没过多久，蒋介石给戴笠下达了制裁史量才的命令……。 史量才是江苏江宁人，父亲是个开药铺的老板。光绪二十五年，史量才考中秀才且准备去日本留学，岂料一场从没见过的大火烧毁了史家多年的积蓄，无奈史量才只好打消了去日本留学的念头而进入了杭州蚕学馆，开始了他春蚕到死丝方尽的生命旅途。辛亥革命后，史量才参加了江苏独立运动和南北议和会议等重要政治活动。由于史量才好直言，并嫉恶如仇，他的这种性格与政界的黑暗格格不入。一九一二年秋天，史量才在实业家张謇等人的支持下，在上海用十二万元买下了已创办四十多年的《申报》，当上了《申报》的总经理。买下《申报》后，史量才多次对报馆里的人说：“国有国格，人有人格，报也要有报格。报纸是民众的喉舌，除了特别势力的压迫以外，总要为大众说些话。”此后，史量才以“独立精神、无偏无党、服务社会 ”作为办报的思想核心，加上邵飘萍等名记者的鼎立协助，很快《申报》成了全国影响最大的报纸之一。如果说，史量才开始办报时还不具有明确的新闻救国的思想，那么到了“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他突破了以往的局限勇敢地站了出来，成为要求抗战和反对内战的爱国人士。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五日，蒋介石迫于各种压力被迫第二次下野。当天，《申报》发表了《欢送》的时评，内容列举了蒋介石不得人心的方方面面。蒋介石见了报纸后，大骂不止。四天后，当宋庆龄为被蒋介石在离开南京前秘密枪杀的邓演达悲愤地写了《国民党不再是一个革命集团》后，史量才首先将此文在《申报》上全文刊登，随后全国有影响的报纸都进行了转载。蒋介石对此事的愤怒是可想而知的，这也为史量才后来的死埋下了伏笔。不过，在蒋介石第二次复出后，鉴于史量才的声望和社会 影响，国民党政府曾多次拉拢过他。但因史量才对国民党的内战政策强烈不满，不但对此置之不理，并且还在所办的《申报》上连续发表《论剿匪和造匪》的时评，抨击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这引起了国民党政府的震怒，蒋介石对此亲自批示：申报禁止邮递。上海警备司令部按照蒋介石的命令，强行停止了《申报》的发行。史量才愤怒之下，意欲披露此事。后在宋庆龄等人的劝说下，史量才采取了疏通的办法。几经周折，在满足了蒋介石提出的条件后，《申报》终于在被禁三十多天后又和读者见面了。 然而，停邮事件并没有使史量才改变原有的办报原则，他大胆起用刚从法国留学归来的黎烈文，对《申报》的“自由谈”副刊进行了改革，宣布“既不迁就一般的低级趣味，也决不愿大唱高调宣传什么主义，牢牢站定进步的近代化的立足点。”。由于黎烈文的努力，在不长的时间里《申报》“自由谈”副刊发表了鲁迅、茅盾、巴金、老舍和郁达夫等人大量的评论及杂文。特别是鲁迅发表的一百四十多篇对当局含沙射影的杂文，在社会 上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为此，《申报》的“自由谈”副刊迅速成了“一种站在时代前面的副刊”，超出了国民党政府容忍的尺度。于是，国民党当局让上海市社会 局长吴醒亚出面给史量才施压，要其撤换《申报》“自由谈”副刊的负责人黎烈文。史量才不屈服于压力，对吴醒亚说：“《申报》是我个人的产业，用人的事不劳外人操心，我自有主张。我想诸公也未必愿将‘自由谈’变成不‘自由谈’吧！”这次不欢而散的谈话结束后，国民党当局转而威逼黎烈文离开《申报》。黎烈文是个二十多岁的人，虽然正处于血气方刚之时，但考虑到史量才的处境还是主动离开了《申报》馆。黎烈文的离去，使史量才大喊可惜，但面对一个决意要走的人他也无可奈何。好在黎烈文的辞别并没有影响《申报》的发展，此时的《申报》发行量已突破了十五万份，迎来了它最灿烂的黄金时代。而此刻史量才也走到了他人生最辉煌的时候，他与南洋侨商合作创办的中南银行以及与他人组办的民生纱厂，都有着相当不错的收入。 所以，当上海“一二八”抗战发生后，史量才倾全力捐款捐物，奉献了大量心力支持抗战，为此被选为上海市参议院议长和新成立的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会长。不久，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立后，史量才被宋庆龄推荐为“同盟”的执行委员。此后，史量才不顾南京政府的种种禁令，在《申报》上如实报道“同盟”的宣言、电函和活动情况。特别是“同盟”总干事杨杏佛被戴笠手下的人暗杀后，《申报》连篇累牍地发表的报道中，充满了社会 民众的愤慨和死者亲属血和泪的控诉。史量才这样做得到了上海各界爱国人士的尊敬，但使蒋介石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据说，蒋介石曾找史量才谈话，蒋介石说：“把我搞火了，我手下可有一百万兵。”史量才毫不畏惧地说：“我手下也有一百万读者！”这段对话是否真有其事已无法证实，但史量才确实在悲壮地向生命的终点走去。 杨杏佛被暗杀后，史量才心里就有了不安。杨杏佛是史量才的老朋友，杨杏佛的为人他了解，不会得罪别的什么人，只是抨击了蒋介石的政策而得罪了蒋介石才……史量才始终怀疑杨杏佛的死是蒋介石指使人干的，为此他也想到了自己，想到了由于《申报》多次得罪国民党政府，蒋介石也有可能派人来暗杀他。于是，史量才高价雇佣了四个武艺高强的保镖，在自己的小汽车上安装了防弹钢板，而且轻易不出租界，偶然出去也非常隐秘只有司机和保镖知道。当然，此时的史量才并不清楚蒋介石确已向戴笠下达了暗杀令，而促使蒋介石最后下决心要杀史量才的原因，是戴笠提供的情报。这份情报的内容是：“……上海报业巨头史量才继续利用手中掌管的《申报》等作为工具，反对校长的‘剿匪’政策，煽动对党国不满的言论，完全是为GCD张目。另据查，史量才还通过办报赚钱，接济中共上海地下组织。对此事我们正在进一步查证……”早就有除掉史量才念头的蒋介石，见此情报后，当即在上面批示：不要再核查了，对史量才密裁具报。 戴笠又一次去上海布置暗杀史量才的行动。 暗杀史量才的行动组仍然是刺杀杨杏佛的那帮人，行动组负责人依然是赵理君。 因为史量才的公寓和《申报》的报馆都在租界内，戴笠原准备在租界内动手，后由于在史量才的公寓和《申报》报馆附近迟迟找不到合适的房子，以便作为就近了解史量才的活动规律和实施暗杀行动之用。加上自租界内发生“杨杏佛血案”后，租界巡捕房加强了警戒，史量才本人出门也不离保险汽车而且来去无规律，暗杀史量才的行动组难以拟定出可行的行动方案。戴笠吸取了刺杀杨杏佛时手下人被租界巡捕房抓获的教训，决定放弃在上海租界内动手的方案，另外再寻找动手的地点。也就在这时，行动组的人员通过上海帮会的关系，结识上了史量才的汽车司机，并从该司机的口里得知史量才有时去杭州寓所“秋水山庄”休憩。于是，戴笠指示赵理君带行动组伺机到杭州动手，并制定在杭州动手的计划。此时，有份调查到的材料引起了戴笠的注意。这份材料上说，史量才之妻沈秋水原来是上海滩上的名妓。那时，沈秋水曾深得江苏镇江一个叫陶宝骏的宠爱。陶宝骏于辛亥革命时，带着在清朝廷里任军职时贪污的几十万军饷避居于沈秋水的妓院。不久，沪军都督陈士英探得陶宝骏有可能割据镇江自任都督的可能，即以欺骗的手法将陶宝骏捉拿后枪决，而那几十万的横财仍旧存放于沈秋水处。沈秋水得此横财后，不喜反忧，整日坐卧不安。此事，不久被与沈秋水恩情并重的史量才得知，史量才遂取沈秋水为续房，陶宝骏的那笔巨财也就落入史量才的掌握之中。过后，史量才用此财在杭州建造了山庄，并以沈秋水的名字命名。此事没过多久被陶宝骏的家人知悉，扬言要向史量才复仇。史量才自知处境险恶，所以平时行动格外小心……戴笠看完此材料，心里有了自己的主意。他指挥赵理君等人，利用社会 上的各种关系在《申报》馆的职员中散布，陶宝骏的家人已潜至上海要找史量才报仇的消息。同时，戴笠还让人到处扬言陶宝骏的死是史量才串通沪军都督陈英士共同谋害的，意在吞并大笔巨财。戴笠的这几手逼得史量才一下没有了退路，为此好些人上门劝史量才到外地暂避风险。史量才考虑再三，决定去杭州“秋水山庄”住上一段时日。 这是戴笠所需要的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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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下)
戴笠带着行动组几乎与史量才同时到达杭州，他原来打算在“秋水山庄”附近动手刺杀史量才，后考虑到如果把史量才杀害于杭州市区，杭州警察局就无法推卸破案的责任，而杭州警察局局长又是他戴笠的人，这不是自找麻烦吗？戴笠与杭州警察局多次研究后，最后决定等史量才回上海时在沪杭公路上拦截杀人，并选定海宁县博爱镇附近的翁家埠作为阻击点。此时的史量才已在“秋水山庄”住了一月有余，尽管有沈秋水陪伴在身边但他的心仍然在《申报》，特别是《申报》的总编换成蒋介石的人后，他的心始终放不下。终于，在一个阴沉的下午史量才动身了。还是那辆装有防弹钢板的车，车里除了史量才和沈秋水外还有史的儿子史咏赓和内侄女沈丽娟等人。当汽车开上沪杭公路不久，忽然见有辆老式的别克敞蓬车挡在公路的中央，有几个人围着那车好像在检查着什么。当史量才的车缓慢地靠近这辆别克车时，突然车边上的那些人拔枪向车里射击。史量才知道大事不好，拉着儿子打开车门就跑。史量才儿子因跑得快逃脱了戴笠手下人的追杀，而史量才自己因身体太弱跑得慢，慌乱中躲进了附近的一间茅屋。后又从茅屋的后门穿出，躲进了边上已经干涸的一个小水塘。但史量才最终没有躲过被害的命运，没一会被追上来的赵理君等人发现了。赵理君没待史量才缓过神来，就举枪朝史量才的头部开了一枪……。 一代报业巨子史量才就这样倒下后再也没有起来，时间是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三日的下午。 十一天后，也是下午，抗日爱国将领吉鸿昌在北平陆军监狱惨遭杀害。 戴笠是在同一个时间里，接到蒋介石密裁史量才和吉鸿昌的命令的。因为吉鸿昌自从参加冯玉祥的抗日同盟军失败潜逃到天津后，在GCD的协助下联络了一批下野的军人，建立了“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的组织，而且还创办了《民族战线》的杂志，进行抗日和反对蒋介石的活动。由于当时蒋介石密裁史量才的心情更加迫切一些，戴笠就把主要精力放在了上海史量才的身上，而天津吉鸿昌的事就交给了已是特务处北平站站长的陈恭澍。当然，具体的行动细节仍然要戴笠研究确认后才能实施。陈恭澍受命后，深感此事责任重大。为了尽快完成蒋介石的密裁令，他与手下的情报组长王文经多次商量后，决定由王文经吸收几名“胆大心细”的行动人员，由他们具体执行刺杀吉鸿昌的行动。王文经先是在天津物色人选，因没有找到合适的人员，他又去了北平。在北平西单商场的门前，王文经凑巧碰上了多年没见过面的表兄吕一民。就在见面的瞬间，王文经忽地觉得吕一民正是自己要找的最好人选。 吕一民出生在河北宝坻县一个有千余亩土地的富户家里，从小被母亲娇生惯养，生性贪婪自私。吕一民还没有读完初中就抛妻弃母到处游荡，一心追求升官发财的捷径。一九二五年五月，河南大土匪樊钟秀为了扩充势力称霸一方，在河南临颖成立一所“建国军官学校”，招收青年学生进行军事培训。吕一民听说后，携巨款到该校报名。“建国军官学校”接受了吕一民的捐款后，给他当上了一名班长。善于投机钻营的吕一民把城市学员作为自己拉拢的对象，没过多久他就与这些人结成了一个派系，号称“嵩山三十六友”。一年后，在“嵩山三十六友”的帮助下，吕一民当上了第四集团军第十八教导团上尉副官。一九三零年中原大战时，又当上了某部上校军需官，在与日本人进行军火交易时曾捞到不少的好处。中原大战结束后，吕一民来到北平，在辟才胡同附近买了栋房子，而且很快与一个风流少妇住在了一起。不久，由于他做官发财的心不死，辗转找到了一个与国民党元老胡汉民有关系的人，引荐他参加了胡汉民为反对蒋介石的专制而建立的“新国民党”组织，并且还担任了“别动队”里的小组长。后吕一民又返回北平，专门组织反对蒋介石的活动，他期望蒋介石下台后国民党的元老派掌权，这样他就能被委以重任。但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蒋介石不但没有下台而且势力一天天的壮大起来。终于，吕一民觉得在仕途上已没有了希望，遂即消沉了下去。所以，当王文经突然出现在他面前时，他一下又看到了希望。当晚，吕一民把王文经引到家中盛情款待。当他清楚了王文经的身份和此次来北平招人的事后，即表示愿意听从王文经差遣的愿望。王文经本来就有这样的想法，就告诉吕一民要回天津汇报后才能定。吕一民惟恐会失去这次好机会，夜里就让那个风流少妇陪王文经睡觉，而且还连夜写了誓愿书。第二天早上王文经离开时，吕一民还给王文经的袋里塞了红包。王文经回到天津把吕一民的情况细说后，陈恭澍没多问什么就同意了。 就这样，吕一民到了天津。 吕一民到天津后，按照王文经的吩咐找到了叔伯侄子吕问友，拉拢他一道参加了刺杀吉鸿昌的行动组。此时，陈恭澍根据戴笠的指示，在英租界的巴克斯道秘密地租了幢楼房，开始了对吉鸿昌的暗杀行动。于是，吕一民等化装成小贩，日夜在吉鸿昌住地周围察看情况，伺机动手。吉鸿昌毕竟是从战场上混出来的，当他感到住房周围有异常情况后，就把自己活动的地点移到了法租界里的惠中饭店。后又发现有人跟踪，吉鸿昌就悄悄地把与人聚会的地点转移到了国民饭店。这次搬动，使吕一民等人完全失去了跟踪的目标。陈恭澍得知此情况后心急如焚，把吕一民叫来训斥了一顿后，对下步的工作做了分工。除要吕一民继续侦查吉鸿昌踪迹外，还要吕问友紧紧地盯住任应歧。陈恭澍说：“只要跟住任应歧就一定能找到吉鸿昌。”任应歧在中原大战期间任第八方面军参谋长兼第三军军长，后率领的部队被蒋介石的军队包围，任应歧经化装侥幸逃脱。脱逃后的任应歧寓居天津，结识吉鸿昌后俩人成为挚友，并一起从事抗日和反对蒋介石的活动。果然不出所料，吕问友经多日跟踪任应歧后，在国民饭店二楼的四十五号房间发现了吉鸿昌。陈恭澍获悉后，亲自来到国民饭店的后门，藏在汽车里指挥行动。首先，让王文经在四十五号房的对面开了个房，然后为了明确吉鸿昌在四十五号房间里所在的位置，找了个女的故意在走廊上拍皮球，待饭店里送水的走进四十五号房时有意把皮球挡了进去。接着这个女的以拣球为名走了进去，并看清了吉鸿昌坐的位置和所穿的衣服。她出来后，陈恭澍就下令吕一民和吕问友进四十五号房间执行刺杀任务。也就在这个时候，正在房里打牌的吉鸿昌因一圈牌结束刚好与对面的对换了位置，而且俩人衣服颜色穿的刚好也一样。为此，当吕一民和吕问友进屋后误认为吉鸿昌对面的那个人就是吉鸿昌，举枪便打。吉鸿昌对面那个人当即中弹死亡，而吉鸿昌被跳弹击中右肩。当两吕欲再次开枪时，吉鸿昌急着上前踢掉了吕一民和吕问友手中的枪。这时，吕一民和吕问友俩人慌了手脚，还没有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就拼命地夺门而逃。此时，早就与陈恭澍他们有预谋在先的法工部局的巡捕听见枪声后，马上冲进四十五号房问：“谁是吉鸿昌？”吉鸿昌毫不犹豫作了回答。巡捕要吉鸿昌到工部局走一趟，后见吉鸿昌身上有伤先让其到医院作了简单的包扎后，与任应歧等人一道被带到了工部局。四天后，孔祥熙和宋美龄从绥远来到天津，为引渡吉鸿昌对法租界施加压力，并用行贿手段买通了法工部局后把吉鸿昌押解到了天津警察局。经多次审讯后，吉鸿昌又被秘密押送到了北平，并关进了陆军监狱。 终于，吉鸿昌走完了他壮烈的三十九年人生路。 行刺吉鸿昌的行动结束后，陈恭澍被南京国民政府通令嘉奖，特务处改组为军统局后又任军统局上海区区长，不久被日伪特工队逮捕后即出卖了军统组织；王文经也因刺杀有功，被任命为军统局华北区区长，不过很快就被日本特务枪杀；吕一民由于在刺杀吉鸿昌时有很好表现，受到戴笠接见后被提升为天津情报组组长，解放后被人民政府镇压。当然这已是后话。 戴笠通过其组织对杨杏佛、史量才和吉鸿昌的暗杀，使蒋介石看到了戴笠身上潜在的能力，增加了他对戴笠的信任。但戴笠真正成为蒋介石的心腹，这还得从戴笠参与处理的几起重大事件说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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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先说福建事变。 一九三二年初，以蔡廷锴为军长的第十九路军在“一二八”沪淞抗战中，英勇杀敌，使日本军队遭到了极其惨重的损失，迫使日本政府三易其帅。虽然，十九路军的举动振奋了全国人民抗日的士气，但由于蔡廷锴等人抵制了不抵抗政策和坚持抗战的立场，引起了蒋介石的不满。这年的五月，蒋介石强令十九路军的三个师分别开往江西、安徽和湖北，以此欲削弱第十九路军的影响。对此，蔡廷锴等人据理反对。尽管蒋介石后来修改了命令，但还是把第九路军调往福建。蔡廷锴率十九路军进入福建后，在蒋介石的催逼下，利用福建红军入赣作战的空隙，占领了闽西和闽北两个根据地的不少地方。不久，红军主力由江西东征福建，先在闽西连城等地歼灭十九路军七十八师约三个团，继而在闽北又歼灭两个团，并围困廷平、顺昌和将乐等县城，直接威胁福州。 这时，蔡廷锴才明白过来蒋介石是想让红军来消灭十九路军，他这是中了蒋介石的计谋。于是，蔡廷锴毅然决定把“反蒋抗日反共”的方针改为“反蒋抗日联共”，同时采取积极的步骤派人与红军联络，并与红军实现了停战。在此基础上，蔡廷锴与由香港入闽的李济深等反对蒋介石的人士反复商量后，决定举旗成立新政府。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日，在福州南郊公共体育场召开大会，发表了《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人民权力宣言》，决定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并推荐李济深为人民革命政府主席，蔡廷锴等十一人为委员。 福建事变和福建人民政府的成立，在全国以及海外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戴笠在福建事变前，已注意到福建方面的异常情况。他曾在福建事变发生的两个月前，就多次下指令给香港区和华南区的特务处的下属组织，要他们密切注意李济深等人活动以及与十九路军之间的密切接触。同时，还抽调大量的特务人员南下，以加强香港区和华南区的力量。为防不测，戴笠还在福建的浦城和厦门成立了两个特务处的直属组，进一步严密了对十九路军的监视。由于戴笠提供的情报及时准确，福建方面的异常情况引起了蒋介石的高度重视。他多次致电十九路军查问情况，见没有回音后又派飞机到福州，接蔡廷锴到庐山见面，蔡廷锴又以身体有病推辞了。过后，蒋介石又派人给十九路军送去了五十万军费，想以此达到拉拢的目的，但也没能奏效。蒋介石心里明白，如果福建方面有事变，那么广东、广西、四川以及北方的反对蒋介石的势力就会联合起来，到那时这后果就不可设想了。为此，蒋介石又派出自己的座机到福州接蔡廷锴到南昌会面，但他没有想到的是座机到福州后就被扣留了。 蒋介石被激怒了，但他又左右不了福建方面的形势，只有向戴笠不停地催要情报。 当蒋介石从戴笠发来的电报中得知福建事变已发生时，他正在江西怃州前线指挥部队与红军作战。那份电报没有多少字，可蒋介石反复地看了多遍，而且神色也异常紧张，嘴里不停地说：“糟了！糟了！”过后，蒋介石在作战指挥室里不停地来回走动，看他那样子对福建发生的事变有些心有余而力不足。据蒋介石身边的人说，福建事变发生的起初几天时间里，蒋介石看的最多的是那本《剿匪手本》。每日晚餐后，蒋介石问的最多的是戴笠来电报的数量，只要有他每份都要细看。当蒋介石从戴笠来的电报里得知，十九路军在福建发起事变后只是空喊口号，而且全国其它的地方反对蒋介石的派系没有响应福建事变的迹象，加上在江西的红军也没有出现配合福建方面而进行反攻，蒋介石的心情开始好转了。他对边上的人说：“这下可好了，敌人孤立无援，我也可透口气了。闽变不平则天下不安矣。”于是，透过气来的蒋介石调集了三路大军向福建开进，同时急电戴笠组织力量潜入福建，用釜底抽薪的办法对十九路军的高级将领进行策反，彻底瓦解“福建事变”。 戴笠接到蒋介石的命令后，立即将在北平的特务处副处长郑介民紧急召回，向他婉转转达了蒋介石要他去福建主持策反活动的意思。因为早在十九路军奉命开赴福建时，戴笠就利用郑介民在十九路军中有许多广东老乡的有利条件，先后介绍了数十名特务处的人员到十九路军中任中下级军官。为了达到长期隐蔽的目的，只有其中少数人是通过特务处直接安排的，大多数人是由郑介民以个人关系派遣出去的，这些人平时不与特务处来往只与郑介民个人保持联系。此时，要启用这些潜伏人员，当然只有郑介民前往最为合适。当郑介民明白了戴笠的意思后脸上有了难色，他认为十九路军历来是广东人的天下，其中相当多的人都认识他，也了解他现在所做的工作，这个时候让他去福建还不等于上门送死！郑介民不愿前往福建的另一个理由是，通过他的关系派往十九路军的那些人中，有些已一年多没有联络过了，如果其中有人已叛变，他上门去岂不自我暴露身份。为此，任凭戴笠如何做工作和威逼，郑介民在去福建的事上就是不表态。此时，蒋介石又一日数次查问去福建之事的落实情况。情急之下，戴笠只得决定自己潜赴福建主持这次行动。 几天后。戴笠带着从特务处上海区抽调来的沈醉和副官贾金南以及数名卫士，秘密到达了福建厦门的鼓浪屿。 戴笠选择鼓浪屿作为策反和瓦解十九路军的指挥中心是有他的考虑的：一是这里早就有特务处的情报人员，在监视十九路军活动方面获取过许多有价值的情报，特别是“福建事变”发生后的情报都是由这里报到戴笠处的；二是十九路军在厦门的军事力量比较薄弱，特别是马尾和厦门两个军事要港在战略上颇为重要，十九路军本应派重兵防守，但由于兵力有限已无暇顾及；三是鼓浪屿如同上海的租界，外国的势力很大，十九路军鞭长莫及，便于情报工作的开展和隐蔽。此时的戴笠心里非常清楚，策反“福建事变”这么大的行动对他来说是第一次，如能在这次策反中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那么他会声名大振，地位将更加巩固，也更能得到蒋介石的重视。所以，戴笠在梳理和接通原先打入十九路军内部的各种关系后，每天穿着长袍，扮成富商模样，带着枪法极好的警卫奔走于闽南乡间。 当时，福建的形势是四分五裂，地方政权是土劣横行，由于全省没有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地方土著和杂牌军队更是雄峙一方，其中势力较大的几方加在一起约有四万多人。这些土著和杂牌军先后受过红军和十九路军的打击，有的甚至被击溃和收编。为此，这些土著和杂牌军对红军和十九路军几乎都有着仇视和恐惧的心理。戴笠离开南京时，带去了大量的银洋和盖有军事委员会印章的委任状，他利用这些土著和杂牌军急于想找靠山和想升官发财，用这些银洋和委任状逐一将其收买过来，以协助中央军与十九路军作战。这些杂牌军虽然成事不足，但他们善于扰乱后方和封锁道路，使十九路军在其后的作战中吃尽了苦头。此外，福建还有一类地方武装叫“民团”，他们既不是老百姓的队伍又不是完全的土匪，大都是由当地富豪劣绅牵头组织起来，保护当地安全的武装团队。戴笠到厦门后，看到这些“民团”数量众多，分布又很广，觉得大可短期给予利用。于是，也给这些“民团”的头子发了委任状，让他们对十九路军进行侧击和偷袭等活动。 与此同时，戴笠还积极地对十九路军内部的高级将领进行策反。当时驻守漳州、厦门的警备司令黄强，原来是蔡廷锴的参谋长，但黄强的妻侄周昭琼却是戴笠手下的人。戴笠遂带着周昭琼去了漳州，说服了黄强。此外，戴笠还通过黄埔同学关系，对十九路军总部副参谋长兼参谋处长范汉杰进行了策反。成功后，戴笠又通过范汉杰把十九路军总部译电科科长李道生拉拢了过来。结果，李道生不但把十九路军内部的所有来往电报向戴笠密报，还把参谋处和译电科掌握的所有密码本偷出来交给了戴笠，弄得十九路军在关键时候无法向所属部队下达作战密令。此外，戴笠还充分利用国民党上层的关系作十九路军高级将领的工作。如，曾通过南昌行营参谋长熊式辉用老乡的关系，买通了十九路军第六十一师师长毛维寿；通过南昌行营秘书长杨永泰利用朋友关系，买通了十九路军四十九师师长张炎等……戴笠还用郑介民暗插在十九路军四十九师任副团长的欧剑城，直接与四十九师师长张炎通上了电话，转达了蒋介石对张炎的倚重，以及事成之后升官晋级的许诺。张炎是明白人，当即在电话里表示愿意立功赎罪。接着，戴笠通过张炎的关系，多次与十九路军的各师师长联系，促其叛变为中央政府效力。不久，经过戴笠的努力十九路军七十八师师长也被拉拢了过来。就这样，在戴笠一番细致而又大胆的活动后，十九路军的主要将领均与戴笠建立了关系，并都表示归顺中央脱离蔡廷锴的控制。 一九三四年一月中旬，在蒋介石的三路大军紧逼围剿和戴笠策反的双重压力下，十九路军被逼到了绝境。被戴笠收买的黄强、毛维寿、张炎等十九路军将领公开宣布听从蒋介石指挥，逼迫负责十九路军指挥的蔡廷锴出走香港。过后，十九路军的各师师长在福州召开会议。戴笠派人参加此次会议，会上传达了蒋介石的指示。在群龙无首的情况下，十九路军的各师师长经过讨论，一致决议停止抵抗，解散福建人民政府。 终于，“福建事变”经过五十天后被平息了。 “福建事变”的迅速平息，戴笠所组织的策反工作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蒋介石的心里是非常清楚的。但由于戴笠所做的事不便于公开，更不能公开嘉奖，蒋介石为了不亏待戴笠任命他为南昌行营调查科上校科长。这任命对外人来说并不起眼，但对专搞秘密工作的戴笠来说终于有了一个能公开的头衔，而且手里所拥有的权限瞬间扩大了许多。 再说“两广事变”。 一九三四年十月，蒋介石在先后击破红军在华南与长江的根据地之后，广东和广西两省与中央政府分裂的事成了他首先要解决的政治问题。虽然，蒋介石在政治上对“两广”的政府采取以和为贵的姿态，希望能够和平解决“两广”与中央政府的歧见，特别是在先后召开的国民党四中和五中全会上，给足了“两广”代表的面子以其能达到目的。但是，由于“两广”的军政领袖胡汉民、陈济棠、李宗仁和白崇禧等人，对蒋介石仍然有着极深的戒备心理甚至是敌意。为此，“两广”政府照旧整军经武，同时还派人与华北地区的军政势力进行联络，随时准备与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进行军事对抗。此时，日本政府对介入“两广”与南京之间的分裂有着极大的兴趣，企图通过挑拨两者之间的关系以再度引起中国内部的战争，以削弱南京国民政府的力量。于是，日本多次派出军政界的要人，前往“两广”进行反对蒋介石的游说。尽管“两广”反对蒋介石的情绪非常强烈，但一直是以南京政府不敢抗日作为反对蒋介石的理由的，所以日本要员并没有达到收买“两广”政府的目的。 日本政府在“两广”的动作，蒋介石是早已心中有数，只是见“两广”政府还能守住民族节气也就没有多去顾问。到了一九三六年，胡汉民因脑溢血突然去世，蒋介石就此下决心要解决“两广”与中央分裂的现状了。他在商讨胡汉民治丧事宜时，当着许多人的面提出了要取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西南执行部和国民党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是“九?一八事变”后，胡汉民怕日后蒋介石对“两广”进行报复而提议在广州成立的，以领导西南各省党政军等方面的工作，并由陈济棠和李宗仁任常务委员。陈济棠和李宗仁利用这两个机构一直与蒋介石周旋，而蒋介石碍于胡汉民的面子也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所以，当蒋介石派往广州吊唁胡汉民的官员向陈济棠和李宗仁宣布了此项决定后，陈、李俩人的脸色顿时阴沉了起来，他们哪肯轻易放弃把持了多年的西南军政大权。李宗仁很快把白崇禧召到了广州，俩人经商议后准备策动陈济棠揭旗反蒋。陈济棠起初对此事显得犹豫不决，后其兄陈维周对他说：“不久前蒋介石召见过我，我看他双目无神，面色灰暗，看来他的气数已尽，你现在不起兵更待何时？”陈济棠一向迷信，每遇大事总要请人预测凶吉，他的兄长精于此道，所以陈济棠听了其兄之言后心有些动了。此时，李、白俩人又细致地给陈济棠分析了国内所处的形势：一方面日本不断地向华北增兵，逼迫蒋介石签定所谓的“中日共同防共协定”，对此事蒋介石若同意签必遭全国人民的反对，若不签的话日本人还会继续向华北增兵，为此可以说蒋介石已陷入了绝境；另一方面由于张学良和杨虎城在西北有“联共抗日”的动向，蒋介石已派重兵进驻潼关和洛阳逼迫张、杨继续“剿共”，其余下的兵力已难以对付“两广”的军力部署；第三方面如果假督促中央抗日之名兴兵北上，不但会赢得全国大都数人的支持和同情，云南的龙云、四川的刘湘和山东的韩复渠等地方势力也会乘机而动，何愁不把蒋介石置于死地？陈济棠听后觉得在理，终于定下了反对蒋介石的决心。 一九三六年六月一日，“两广”正式通电全国谴责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表示要率部“北上抗日，收复失地”。 “两广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就想利用颇有影响的粤军元老林虎去做说客，策反陈济棠的部下。可林虎早就厌恶官场生涯，隐居香港多年，并断绝了与一切军政人员的来往。第一次，蒋介石派了湖北省省长杨永泰去香港拜访林虎，结果吃了闭门羹。第二次，他又改派浙江省主席黄绍竑前往，同样也被拒之门外。于是，蒋介石把任务交给了戴笠，他要戴笠无论如何也要敲开林虎的大门。戴笠清楚，对林虎这样正直清高的老人，任何威吓和利诱都是难以起作用的，自然他自己不能胜任其事。但戴笠对蒋介石的重托不敢怠慢，当他得知上海巨商陈文波曾有恩于林虎，派人与陈文波联系后让其去香港做林虎的工作。陈文波是带着蒋介石的信去香港见林虎的，也许是陈文波和林虎的感情 确实特别或者是蒋介石的信起了作用，林虎在陈文波到香港的第二天就起身到广州活动去了。戴笠得知后如释重负，但他清楚仅靠林虎去策反粤军达到平息“两广事变”是很难的。若真要如“福建事变”那样达到“釜底抽薪”的目的，只有把陈济棠最引以为豪的空军收买过来，才能真正地置陈济棠于死地。多年来，陈济棠为了加强反对蒋介石的实力，在空军上投入了相当的资金。到“两广事变”发生时，已有战斗机四十多架，轰炸机二十多架，加上水陆两用飞机和陈济棠的私人座机及其它各型飞机总数已超过一百架，几乎可以和蒋介石所掌握的中央空军相抗衡。为此，陈济棠始终把他的空军视为命根子。戴笠也正是看中了这点，把策反陈济棠的空军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于是，他通过郑介民召集特务处华南区区长刑森洲等人，制定了一个详细而又周密的策反和收买陈济棠空军的计划。这计划报到蒋介石那里后，很快得到了批准，并要戴笠亲赴“两广”坐镇指挥。 这次，戴笠把自己的落脚点放在了广东的虎门。 戴笠到虎门后，秘密通过陈济棠的空军参谋长陈卓林的拉线，亲自与广东空军司令黄光锐和空军第二队队长丁纪徐取得联系，就空军投靠蒋介石的事宜进行谈判。黄、丁俩人曾在南京航空署工作过，在他们与戴笠见面之前已经得到了南京航空署署长黄秉衡秘密赠送的巨款。为此，当戴笠提到广东空军的事，他们就表示愿意配合做策反工作。接着戴笠与陈卓林经过反复谈判，答应了陈卓林提出的每架投向蒋介石的飞机给二万元港币的奖励。但由于这奖励的钱超过了飞机的购买价，蒋介石起初觉得不合算拒绝了。可戴笠坚持“空军垮了陈济棠就垮了，陈济棠垮了‘两广’事变也就垮了”的观点，并多次从军事和政治上把自己的观点耐心向蒋介石阐述。蒋介石终于被戴笠说动，同意了每架投降飞机所要的奖金。 过后，戴笠加紧了对飞行员的策反和收买。当时广东的空军的飞机分别停放在两处，一半在广州的白云机场，一半在海南岛机场。两地的飞行员每月有两至三天的时间，轮流到香港的九龙休息度假。于是，戴笠派早就潜伏在广东空军里的情报人员陈振兴去了香港。陈振兴原是浙江警察学校特训班的毕业生，后经空军飞行学校第四期训练后被戴笠秘密安排到广东空军。陈振兴拿着戴笠批给的十二万元港币，对前来九龙休假的飞行官兵大把地化钱进行拉拢。结果没有过多长时间，广东空军驻广州白云机场的三架飞机和驻从化机场的四架飞机，在陈振兴的同窗好友黄智刚的带领下北飞投向了蒋介石。陈济棠自七架飞机飞走后立即警觉了起来，他下令把所有的飞机都开进机库，并禁止飞行员进行飞行训练，还把所有空军的高级将领集中到广州进行训话。陈济棠采取的这种对空军极不信任的做法，引起了广东空军官兵的普遍不满。终于，在第一批飞机投奔蒋介石后的第八天，广东空军的所有飞机先后飞向韶关的曲江机场，并向全国通电投奔蒋介石。与此同时，陈济棠的主力第一军在林虎的策动下，也通电投入了蒋介石的怀抱。紧接着，广东的海军在戴笠的艰苦努力劝说下几乎与陆军同时举起了反陈济棠的旗帜…… 陈济棠所有的实力在瞬间荡然无存，这无疑把他逼入了绝境。于是，他在绝望和哀叹中宣布下野，并乘英国人的军舰逃到了香港。 广西的李宗仁和白崇禧见陈济棠是如此的结果，明白仅靠自己的力量已无力挽回局面，不久向蒋介石表示归顺中央。 就这样，“两广事变”在戴笠的精心策反下，不流血地解决了。 事后，蒋介石为此给了戴笠巨额奖金，以表彰在开展反间活动中的有功人员。戴笠为此举行了盛大的庆功大会，同时还搞了多种多样的庆功活动。 三说“西安事变”。 一九三五年十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蒋介石就急调在湖北境内“剿共”的东北军星夜开往西北。并让东北军的张学良以“西北剿共副司令”的身份，指挥东北军和杨虎城的西北军以及胡宗南的中央军共三十多万部队与红军作战。戴笠为适应西北方面“剿共”的需要，迅速成立了特务处西北区，还相继建立了榆林站、晋南站和太原站等省一级的组织。同时为了加强情报的传递速度，戴笠还下令在西安建立了无线电支台，在西北各省的情报站建立了无线电分台，还给三十多个在一线的特务情报组配了电台。戴笠利用这情报电讯网络，要求手下的各级组织广泛收集红军的军事情报，重点监视和控制张学良手下具有抗日救国思想的高级将领以及杨虎城本人的活动。当时，戴笠忧虑的是担心张、杨在西北地区联起手来，一致要求抗日救国。如果出现这样的局面，那就会完全打乱蒋介石再三强调的“剿共”大局。因此，戴笠多次指示西北区的各级特务情报组织，充分利用东北军和西北军中下级军官之间的不和，挑拨两军关系，进一步扩大两军之间的裂痕。戴笠手下人员的煽风点火和挑拨离间，引起了张学良和杨虎城的高度警觉。为了麻痹特务们的监视活动和避免蒋介石的怀疑，张学良和杨虎城商定“暗通明不通和上合作下不合作”的办法。这办法确实瞒过了戴笠手下的人也瞒过了戴笠，在已经出现了种种“异常”迹象的情况下，造成戴笠对张学良和杨虎城最终可能有的结果估计不足。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初，蒋介石以避五十大寿为名，先后来往于西安和济南等地，与各方面的军政大员进行会谈，秘密部署在军事上对红军的最后一击。也就在蒋介石数次催逼东北军和西北军加紧对陕北红军的进攻时，戴笠得到了一份重要的情报：“根据西北区的紧急报告，张学良与陕北红军的某负责人正进行秘密接触，具体内容不详。”这是戴笠第一次得到关于张学良和杨虎城有“异动”的情报，为了摸清真相，他要特务处西北区区长江雄风火速查明张学良和杨虎城与红军接触的情况。江雄风是浙江温岭人，黄埔军校第二期毕业生。此时的江雄风已被胡宗南要去到中央第一军工作，只是由于接替他的人还没有到暂时还留在区长的位置上。不过戴笠的密令到后，江雄风还是很快进行了工作。紧接着报来的情报更使戴笠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据张学良身边的亲信说，张学良和杨虎城准备采取“兵谏”的方式，逼迫蒋介石停止“剿共”，并领导抗日。戴笠获此情报后，立即亲自飞报蒋介石。此时，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央军校洛阳分校，正准备飞往西安进行军事部署。可是当戴笠把可能“兵谏”的紧急情报报给蒋介石后，蒋介石认为张学良素讲忠义并对他蒋介石本人非常崇敬，张学良不可能出此异谋。蒋介石认定，戴笠提供的所谓“兵谏”的情报是谣传。由于戴笠与张学良的私交不错，也认为“兵谏”之说可能是来自于各别极端分子的企图，也就没有再在蒋介石面前多说什么了。过后，那份关于“兵谏”的情报被丢到一边没有人理睬了。 可是“兵谏”最终还是发生了，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南京方面得知“西安事变”的消息，是在事变发生的当天下午三点钟。这消息来自于驻守潼关的七十九师师长陈安宝，他来的电报上说：“西安发生兵变，委员长消息不明。”这短短的十三个字，足以使整个中国惊愕了。时在上海的宋美龄在接到孔祥熙的电话后，是星夜赶回南京的。她到官邸后就找戴笠了解情况，而此时的戴笠对“西安事变”一无所知。戴笠接到西安方面确切消息，已是事变后的第二天了。电报是在“西安事变”发生后，江雄风在潜逃的路上用西北区掌握的其它秘密电台发来的，内容大意是：张、杨叛变，校长被扣，生死难料。过后，任凭戴笠如何向这秘密电台连续不停地呼叫，对方没有了回答。戴笠于是猜测江雄风的处境相当危险，并由此推断西安的形势已经紧张到了极点。当蒋介石被张、杨所扣的消息被戴笠证实后，顿时整个南京处于群龙无首的混乱局面。国民党军政部长何应钦和考试院长戴季陶等人，主张立即成立“讨逆军总司令部”，调动军队向西安发动进攻。但宋美龄和宋子文等蒋介石的亲属们，认为强硬激烈的军事行动会给蒋介石的生命带来难以预料的威胁，所以反对采用武力而谋求和平解决。 面对如此对立的局面，向来冷静精明的戴笠也变得六神无主了，从心眼里感到了恐惧和担忧。这期间，戴笠每天都去晋见宋美龄和宋子文，了解与西安之间的联络和谈判的进展情况，并逐日与驻守在甘肃天水的胡宗南联系，分析以及掌握西安的形势。当戴笠得知宋美龄和宋子文准备飞赴西安与张、杨谈判时，非常想一同前往。但由于他的特务处始终是蒋介石的御用工具，曾得罪过东北军和西北军里不少的人，此次前去无异于自动上门送死。可戴笠心里更清楚的是，这次未能事先洞察张学良和杨虎城的阴谋酿成如此大祸，无论蒋介石在事变之后是死还是生他都难逃渎职之罪。与其束手待毙还不如冒死一搏，也许这样才更会有生的希望。也就在戴笠犹豫时，得知情况的胡宗南给他来了电话。胡宗南说：“这次事变能否和平解决底牌握在校长的手里，而不是张学良和杨虎城。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这次事变的目的，无非是逼校长抗日洗雪亡国亡家之耻。如校长有不测，那么国家必乱，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初衷也就不能实现，反而要成千古罪人。以张学良和杨虎城的聪明，断然不会出此下策，因此校长也绝不会有生命危险。既然校长不亡，哪有学生先亡的道理？你此次去西安不但没有生命危险，相反却有勤王保驾之功，此是千载难逢的建功机会，得之终身受用，失之却难逃杀身之祸。”胡宗南的这番话，使戴笠茅塞顿开，坚定了他去西安的决心。可戴笠的决心遭到了宋美龄的反对，她担心戴笠去了许多事情会更难办。后来是宋子文出面，说戴笠与张学良私交甚好，好些别人做不了的事他能做到。宋美龄听宋子文这么一说，加上戴笠决意去西安表现得十分诚恳，也就不再反对了。 虽然行前有胡宗南对西安形势的详细分析，还有宋氏兄妹的“保驾”，但戴笠内心里原有的那种惶恐和不安一点也没有减轻。他经过再三思考，临上飞机前还是随身暗藏了两枝左轮手枪。可飞机在西安机场降落后，戴笠所带的那两枝手抢就被张学良手下的人缴了，而且当晚被软禁在张学良公馆的地下室里。戴笠见自己落得如此境地，知道已是凶多吉少，便在日记本上写道：“自昨日下午到此，即被监视，默察情形，离死不远，来此殉难，固志所愿也，惟未见领袖，死不甘心也。”由于张学良一直没有与戴笠见面，戴笠不知他对自己到底作如何处理。为此，戴笠让人找来“西北剿总”二科科长陈昶新，要求陈昶新带他去见张学良。当陈昶新把戴笠的要求转告张学良后，张学良亲自去了地下室。戴笠一见到张学良，当即跪在地哀求道：“请副总司令千万保全委员长性命！”戴笠虽然是为蒋介石在说话，但也是在拭探自己的性命是否有危险。张学良见状赶忙说：“委员长寝食都很好，你可去看看他。”戴笠从张学良的口气里感到没有要伤害他的意思，马上起来迫不及待地要去见蒋介石。张学良只好要自己的副官带着他写的手令，去了蒋介石临时居住的地方。谁知戴笠还没有进门，蒋介石就骂道：“你这时来干什么？给我滚回去！”戴笠只得缩着身子，畏惧地站在门外不敢进屋。宋美龄见此情景，立刻作了劝解，蒋介石这才脸色有了缓和。这时，戴笠走进屋跪下来后，对蒋介石说：“校长处分我吧，是学生没有保护好校长的安全。”蒋介石听戴笠这么一说，沉默了许久，而后叹了口气说：“这也不全怪你。”过后，蒋介石摆了摆手，戴笠知趣地退了出去。当晚，张学良担心有人伤害戴笠，就让戴笠住在了陈昶新的家里。可张学良绝对没有想到，没过多少时间蒋介石把他交给了戴笠“严加管束”，而成了戴笠的阶下囚。 “西安事变”是在蒋介石接受了张学良和杨虎城提出的六项条件后而告结束的。 蒋介石回到南京后很快推翻了原先的许诺，对事变中的有关责任人该关的关、该杀的杀、该赶走的赶走，惟独对“西安事变”最重要的责任人戴笠恩宠倍加。这在蒋介石来说，固然有戴笠原先转报的关于“兵谏”之说的情报记录在案，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戴笠敢冒生命危险赴西安“救驾”。蒋介石一生中尽管把特务工作放在极重要的位置，但在公开演讲和所写的文集中提到戴笠的只有一次，那就是他所写的《西安半月记》。由此可见，蒋介石对戴笠的西安之行是极为感动的。“西安事变”结束不久，戴笠患慢性盲肠炎在上海英租界里的宏恩医院动手术，蒋介石特地叫宋美龄代表他去看望。这在“西安事变”发生之前是完全不可想象的，所以当专程来上海看望戴笠的胡宗南得知此事后也不免有些眼红了。当然，戴笠此时心里最应该感激的还是胡宗南，是胡宗南对“西安事变”的正确分析使他最后下决心去西安，要不然这最后的结果也许完全不一样了。正因为这样，戴笠与胡宗南成了最好的知己，俩人到了无话不说的地步，这事留着后面再说。 戴笠在“福建事变”、“两广事变”和“西安事变”中的表现，确立了他在蒋介石心中的地位。特别是“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对戴笠有了完全的信任和依赖，他把专门警卫自己的侍从室一处三组的指挥大权交给了戴笠。应该说，此时的蒋介石对戴笠已没有了防范的心理，而此时的戴笠对蒋介石确实有着“烈火”般的赤胆忠心。但戴笠明白要增加自己的政治实力，仅有蒋介石的信任还不够，必须要有自己能掌握的武装力量。 于是，戴笠开始了努力和争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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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翔116
民国历史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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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上)
戴笠在复兴社特务处建立的初期，就想建立一支归属自己直接掌握指挥的特务武装，但由于蒋介石历来对军队的事防范很严，他始终没有敢向蒋介石提出来。所以当蒋介石在“福建事变”平息后不久，把南昌行营调查科并入了他管理的范围，这是戴笠绝对没有料想到的。南昌行营调查科是蒋介石坐阵南昌“剿共”时而特设的，内设一室三组及两个侦察队，在华中和东南各省设有情报站及情报组。另外，豫鄂皖剿匪总司令部的第三科和禁烟密查组，以及各省保安处的谍报股均由调查科指挥。同时，调查科还负责驻外使馆情报人员的培训工作。应该说调查科是当时与蒋介石关系最贴近的情报组织，所以蒋介石任自己的亲信侍从秘书邓文仪为科长。可是邓文仪不争气，在查处南昌飞机场纵火案中对蒋介石隐瞒了真相，蒋介石怒气之下将其作了撤职处理，让戴笠顶替了这个位置。戴笠接手了南昌行营调查科后，手下的人员由原来的六百多人增加到了一千七百多人，而且还增添了许多公开的机构。“两广事变”结束后，蒋介石又网开一面，让戴笠协助宋子文组建个税警总团。这税警总团虽然有一个师的兵力，但只能用于税务稽查不能用于其它方面，为此戴笠老觉得缺了点什么。 当日本军队开始进攻上海后，戴笠在上海布置情报任务的过程中，终于意识到这是个抓特务武装的良机。 于是，戴笠积极地向蒋介石建议：上海有较雄厚的帮会势力，完全可以利用这势力建立一支武装游击部队，既可以配合中央军队在上海附近牵制和阻击日本军队，又可以协同保安部队严防和肃清敌特及汉奸。蒋介石本身就与帮会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所以他也认为帮会的力量只要引导的好，在国家和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自然能够发挥一定的作用。戴笠的建议是用报告的形式递交给蒋介石的，蒋介石很认真地研读了戴笠的报告后，即令在上海的戴笠与杜月笙合作，要在一个月内组建一万人的武装游击力量投入淞沪抗战。戴笠接到蒋介石的电令后，首先拟定了整个行动的大纲，然后率领特务处在上海的主要骨干分乘三辆汽车，到法租界赵主教路刘志陆公馆与杜月笙会谈。杜月笙时任法租界商会总联合会主席，与黄金荣、张啸林并称“上海三大亨”。在这三大亨中，有“黄金荣贪财，张啸林善打，杜月笙会做人”的说法。是否真是这样，戴笠没有仔细去推敲过，不过他觉得比起黄金荣和张啸林来，杜月笙确实要高明一些。特别是在协调黑社会 势力和各派军阀之间的关系上，杜月笙要有办法的多。戴笠也正是看中了这点，再加上他与杜月笙熟悉较早，并且杜月笙在物资和金钱上曾给戴笠的特务处很大的帮助，所以他愿意与杜月笙合作。 由于在这之前，杜月笙也接到了蒋介石要他与戴笠合作的电报，所以会谈进行得非常顺利。虽然，表面上双方都派出了最强的会谈阵容，但在会谈之前戴笠已与杜月笙有沟通，所以会谈时基本上都是戴笠讲的多，而杜月笙则对戴笠讲些捧场的话而已。但两人仍有各自的心思，戴笠认为这是特务处与上海帮会力量的一次大规模的合作，而杜月笙以为戴笠只不过打着合作的旗号想进一步控制和利用帮会。不过，在国难当头之时加上蒋介石又有命令，杜月笙在这个时候是绝不会为难戴笠的。为此，会谈很快就三个方面的问题达成了一致：一是建立名称为“军事委员会苏浙行动委员会”的领导机构，在该机构下建立武装游击部队，取名为别动队；二是“军事委员会苏浙行动委员会”实行委员制，另设书记长及书记长办公室，由书记长办公室主持日常工作；三是别动队的编制为纵队编制，下设五个支队，支队下面分设大队。蒋介石本来是想利用帮会力量组织游击部队参加淞沪抗战，但此时的戴笠多了个心眼把领导机构称为“军事委员会苏浙委员会”，而不是淞沪行动委员会。戴笠的主要目的，就是想在淞沪抗战结束后能长期留用这支特务武装。 上海会谈结束后，戴笠连夜回南京向蒋介石面报情况。 蒋介石早就对上海抗战形势心急如焚，对戴笠提出的组建方案和人事安排没作过细研究就点头同意了。过后戴笠重返上海，在法租界的善钟路设立了“军事委员会苏浙行动委员会”办公室，戴笠亲自担任该行动委员会的书记长，并下设参谋、政训、情报、训练和总务等处室，各处处长均由戴笠的特务处的人担任。紧接着别动队也初步建成，总指挥由杜月笙推荐的早年做过军长的刘志陆担任，参谋长由戴笠借调来的杨振华所任。杨振华是黄埔一期生，来别动队前是八十七师参谋长。别动队所属的五个支队长，分别由杜月笙提名三个，戴笠提名二个。第一支队长是何天风，主要成员是都是杜月笙的门徒；第二、三支队分别是陆京士和朱学范，主要成员是为上海各厂家、企业的工人；第四、五支队支队长分别是张业和陶一珊，主要成员是戴笠在沪杭地区的部属和招入特训班的年青学生。 别动队组建后，戴笠最为忧虑的是中下层干部配置的事。他心里清楚，这支临时凑合起来的队伍既无战斗经验又没有经过严格的训练，一旦投入战斗很可能还没有听到子弹声就溃不成军了。为此，戴笠电请南京后从黄埔军校调集了六百名毕业生，分别安置到别动队的各个支队担任大队一级的指挥官。同时，戴笠还从南京中央警校抽调了一百名受过警官正科训练的学员，安排为各中队的政治指导员。尽管，戴笠在别动队的干部配备上动了不少的脑筋，但还是难以应付正常工作的开展。于是，戴笠电令特务处人事科抽调二百名中高级特工到上海报到，安排为别动队的中、高级军政干部。紧接着，他又向正在浦东作战的第八集团军商调六百名士兵充任支队下面的班长。戴笠虽然没有带兵打仗的经验，但考虑问题严谨周密。当他在审阅别动队兵员名单时，发现有许多是知识青年和大专学生，顿时觉得这些人去当一般的别动队员实在是有些可惜。但由于上海战事太紧，戴笠已不可能对他们重新调整，他决定对这些知识青年进行一次短期培训，这样既可应付别动队的急需也能给特务处以后的发展培养一些有用之材。于是，戴笠下令成立“军事委员会苏浙行动委员会青浦特种培训班”，并且很快在青浦县西溪小学举行了培训班的开学典礼。培训班招收学员四百多名，全都是戴笠亲自从别动队的名单中挑选出来的。开学典礼那天，戴笠特地从上海市区赶到清浦县西溪小学主持培训班的开学仪式，并作了几个小时的政治精神讲话。在此后的两三天里，他又连续个别召见学员谈话，为学员题字签名以示亲近和关怀。 不久，戴笠又在松江开设了特种培训班。 可就在青浦和松江特种培训班开办过程中，日本军队大量增兵淞沪战场，而且海陆空一齐向我守军阵地发起长时间的猛烈进攻。尽管我守军的总兵力已达到了三个集团军，但由于武器装备的落后以及其它方面的原因战场形势越来越不利。终于，还没有结业的培训班学员与别动队一道开上了前线，分别布置在上海南市和苏州河两岸配合中国正规军对日本军队作战。虽然其中不少人与日军一接触就溃逃，但仍然有不少忠诚勇敢之士，为抗击日本军队的侵略牺牲了性命。据“军事委员会苏浙行动委员会”人事处的统计，开战初期别动队战死官兵就在一千五百人以上，受伤的别动队官兵六百人以上。不久随着大部队撤出淞沪战场，别动队按照戴笠的命令全部化整为零，一部分在上海执行潜伏任务，另一部分转往安徽祁门打游击并改为“忠义救国军”。 戴笠在淞沪抗战期间除了公开组建别动队外，还利用别动队的力量与日本特工之间秘密进行了一场力量和智慧的较量。 这较量就是从上海日本东亚同文书院开始的。 上海日本东亚同文书院成立于一八八七年，原名叫日清贸易研究所。说是研究所，其实是打着研究的旗号开展以军事为目的情报调查活动，是一个以日本陆军为后台的日本谍报机构。他们在中国除了调查市场和财政经济外，还调查地理、政治及军事等问题。所调查的每个项目都非常细致，如对主要公路的长度、宽度和路面结构，桥梁的长度、建筑材料和载重量等都查得清清楚楚。这些调查材料分别登载在该书院办的《支那研究》杂志上，并送日本陆军统帅部参考和掌握。调查人员中主要以日本留学生为主，同时还有一些军事人员参与，并在中国各界的高层中收买为他们服务的汉奸。他们的足迹遍及中国各地，甚至连云南和贵州的偏远山村也去过。淞沪抗战开始后，上海日本东亚同文书院突然活跃起来，利用各种人物广泛收集情报为日本军队服务。 对此，戴笠的特务处并不知情。 就在戴笠为组建“军事委员会苏浙行动委员会”而奔忙时，著名的救国会“七君子”之一的章乃器先生向戴笠推荐了两名上海大学毕业的高材生程克祥和彭寿。章乃器先生告诉戴笠，程克祥和彭寿同在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做事，他们愿意用东亚同文书院的某些特殊关系，搜集日方的情报为淞沪抗战服务。此时戴笠正是用人的时候，而且也非常需要能及时掌握日方的军事等情报，所以对章乃器能推荐有用之材当然是十分感谢的。但淞沪抗战形势复杂多变，戴笠当然不会仅仅凭一位有声望的学者的介绍，就把两位素不相识的青年吸收为自己手下的特工人员。于是，戴笠叫时任“军事委员会苏浙行动委员会”书记长办公室书记兼人事科长的文强，去法租界拉都路章乃器先生的寓所与程克强和彭寿两人见面，对他们进行面对面的考察。文强到章乃器那里后才知道，程克强和彭寿与章乃器先生是师生关系，两人都是上海日本东亚同文书院的雇员。由于受恩师章乃器的教诲和影响，淞沪抗战开始后他俩出于对国家的热爱，以东亚同文书院为掩护组织一个“文友社”，表面上也为日本人服务其实是为淞沪抗战而收集日本人的情报。程克强和彭寿还提出，该“文友社”以他俩为经理和社长，另聘五六位男女记者作为活动人员。同时，程克强和彭寿还提到了办公用房、活动经费和车辆等事情。文强回到戴笠处汇报后，尽管戴笠自己对此事也没有十分的把握，但他觉得接下去所要做的事都在租界的地盘上，就算这是日方的计谋也难逃他特务处的手心。 为此，戴笠答应了程克强和彭寿的全部要求。 “文友社”成立后，戴笠为了完全控制这反间谍机构的主动权，他和文强商量后派黄埔六期毕业时为杭州警察局指导员的王树人，去当“文友社”的看门人兼收发，而实际上是此反间谍机构的总负责人。王树人瘸脚，又时时装出付可怜的样子，任人训斥笑骂，不但程克强、彭寿和日方的情报人员没有起疑心，就是戴笠派进“文友社”的特工也没能识破王树人就是他们的顶头上司。当程克强把三名日本间谍引进“文友社”后，戴笠立即决定派两名女特工打进去工作。为了不使程克强和彭寿及日方人员的怀疑，戴笠要文强通知程、彭俩人对这两名女特工进行当场考试，合格则用不合格则不用。这两名女特工，一个叫安占江，一个叫吴忆梅，曾任《上海晚报》的记者，不但年青漂亮和能说会写，而且在中央警校受过严格的训练，骑马、射箭和打枪样样皆精。参加考试前，戴笠和文强事先对她们进行了训练，要她们做到既不能太露以显出马脚，又不能装的太“笨”以免不能录用。果然，经过考试就被程克强和彭寿录用，并且没给人有任何的怀疑。对程克强介绍的那三名日本间谍，文强根据戴笠“不能让日方间谍进入‘文友社’”的指示，要程克强对他们也要进行考试和资历审查，而且要有可靠的保证人并交纳保证金，迫使日本特工知难而退。由于“文友社”的司机也是程克强和彭寿找来的日本特工人员，戴笠就指示安占江和吴忆梅在“文友社”内散布这个司机的坏话，逼迫他自动辞职而去。随后，戴笠又派手下人顶替了司机的位置，配合王树人开展工作。与此同时，戴笠继续通过章乃器夫妇对程克强和彭寿施加影响，让他们俩始终站在抗日救国一边，使“文友社”完全成了由戴笠所控制的反间谍机构。在此基础上，安占江和吴忆梅以“文友社”的记者为掩护深入到东亚同文书院和虹口日本海军俱乐部内，调查和收集各种情报资料，对淞沪抗战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安占江和吴忆梅还按照戴笠的计划，将东亚同文书院内以教授身份出现的日谍福田信一引诱出来，后被绑架到上海南市警察所关押了起来。 此时，淞沪战场进入了相持阶段。 蒋介石对战场形势忧心如焚，假如就此撤出淞沪战场，那将会动摇国内国际对抗战的信心。如果仍然就此死拼下去，那么很有可能他投放在淞沪战场的七十多万国军就会所剩无几，而且战场形势还不会有根本性的好转。就在蒋介石万难之时，宋子文提出让《九国公约》签字国出面解决中日争端。所谓《九国公约》，是指一九二二年二月由美、英、法、日、意、比、荷、葡和中国北洋政府在华盛顿会议上签定的。该公约的主要内容是根据“中国门户开放的原则”，各签字国享有在中国通商贸易和开办企业的“机会均等”权。宋子文此议一出，以德国驻华大使等人为首纷纷出面做调停工作，使日本方面一时相当被动。于是，日军统帅部急调在华北做情报工作的南本实隆秘密潜往上海，迅速窃取中国统帅部对日作战的战略意图，并伺机暗杀宋子文。南本实隆是个中国通，因久在平津一带活动能说一口稍有天津音的中国话，能应付各种险恶的局面。他曾在华北和东北等地多次破获戴笠所布置的特工组织，仅被他逮捕和打死的特务处特工人员就有数百人。戴笠早就对他恨之入骨，数次设计要在华北将其干掉终因事先都被南本实隆察觉而没能成功，但戴笠始终没有放弃这方面的努力。所以，南本实隆还没有动身，戴笠已从打入日本军方的特工那里得知了消息。为此，戴笠决定要在上海让南本实隆命归西天。 于是，戴笠与南本实隆间的较量悄悄地开始了。 戴笠起初以为，南本实隆到上海后必定会在东亚同文书院和虹口日本海军俱乐部露面，为此他在这两处全都布置了内线伺机对南本实隆下手。由于执行此项任务既艰难又极危险，让戴笠费心事的是由谁来完成对南本实隆的暗杀任务。戴笠反复考虑了多日，觉得由文强来担任最合适。文强是黄埔四期生，在浙江警校特训班和南京谍参培训班工作多年，对特工情报业务和各种行动技术比较熟悉，再加上他从没有任过公开性的职务不太会引起日方的注意。文强本来就是个机敏能干而且有头脑的人，当戴笠向他讲明了任务的内容后很快就表示了完成任务的决心。文强的态度早就在戴笠的预料当中，但此次任务毕竟非同一般，他还是与文强仔细地分析了此次任务的各种难点。当文强对这些难点全都心里有数后，戴笠把一枝三号左轮手枪和三十发达姆弹连同活动经费交给了文强。可是没有想到，南本实隆到上海后没有在该去的地方露面，而是直接用重金收买日本士官读书时的同学，此时已是戴笠手下别动队参谋长的杨振华，要其提供中国军队的情报。此时的杨振华不甘就此落为汉奸，也威慑于戴笠的权威，不敢贸然出卖机密。 于是，杨振华把这情况向戴笠作了汇报。 戴笠见情况有变，就迅速重新设计了计划。他把文强再次找来后说：“南本实隆为了急于在《九国公约》国开会之前了解我方的战略意图，到上海后就企图收买别动队参谋长杨振华。南本实隆几次要杨振华介绍我方的要人与他见面，我已让杨振华虚拟了你的身份推荐给了南本实隆。为此，我想将计就计，让你以军事委员会少将高级参谋的身份与南本实隆接触，并向他表示愿意与他们合作的愿望。你的化名杨振华已取好，就叫李文范少将。明天晚上八时，你随杨振华到静安寺路100弄10号与南本实隆见面。记住去时不能带枪，也不能带其他男女，自备汽车，但一定要换了牌照。与南本实隆见面后如问到年龄，你要把年龄报的大点，因为日本人不到五十出头是不会有少将的官衔的。还有，这次南本实隆与你见面的地点不放在日租界而在英租界，这说明通过杨振华的多次介绍南本实隆已对你有了好感，看来杨振华这个人……”戴笠就此打住了话题，从他的眼神里看得出对杨振华这个人的怀疑多于信任。不过，杨振华在淞沪抗战结束后确实投靠了日本人，可见戴笠的怀疑没有错。 文强第一次与南本实隆见面时间很短，在证实了双方的身份后，约定两天后到虹口日本海军俱乐部进行第二次会谈。临分手时，南本实隆送给文强一大捆东西。文强难以推辞就把这捆扎着东西带到了“军事委员会苏浙行动委员会”的办公楼。戴笠的头脑里可比文强多了根“弦”，他见那东西后马上有了火气，指着文强的鼻子大骂道：“你的太没有头脑，如果这里面是炸弹，我们这些人都没有命了。”后经技术专家对那捆东西处理后，发现那里面是一万元法币。对这钱谁也没有去多想过，也许是南本实隆给文强的见面礼。文强见是虚惊一场很有些不快，戴笠可是看在眼里，马上对文强说：“你老兄沉着应变的精神可佩，我的警惕过头也是不得已。过虑则愚，过敏则乱，不如此则怠，不认真则万事无成。全胜而败不如积小胜而大胜。剑及履及，步步以慎敌之心，则有备无患。反之，掉以轻心，事无不败之理。”戴笠这番很有哲理的话，一下把文强给说明白了，很快脸上没有了不快的表情。 两天后，文强与南本实隆如期在虹口日本海军俱乐部会面。此次会面南本实隆想通过文强搞清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中国统帅部的抗战决心如何？二是对日作战所动员的兵力配备如何？三是利用《九国公约》签字国来限制日本是否真是宋子文的主意？四是中国对德国大使出面调停有何看法？这些问题都不是文强所能答复得了的，他只得推说待进一步了解后再作明确回话。戴笠从文强处得知了南本实隆的四个问题后，为了使已经上钩的南本实隆不生疑心，他亲自虚拟了对这几个问题的看法，并报给蒋介石备案。不过，此时的戴笠又有了新的主意，因正在组建的别动队急需要资金，他想让文强以这四个问题的答案从南本实隆那里搞个几百万块钱，以解别动队的燃眉之急。戴笠再三嘱咐文强，四个问题的答案只能一个一个给，每个答案的价格是二百万元。可当文强第三次与南本实隆见面后，一提出答案的价格南本实隆似乎没有任何犹豫就同意了，并答应下次见面就付款。戴笠得知后对文强说：“日本人素来小气，南本实隆答应的事难免有变。”果然，当文强第四、五次为答案的价格与南本实隆商谈时，南本实隆完全推翻了原来答应的价格，要求四个答案的总价不超过四百万。而且，南本实隆只同意付四十万元的现款，其余的只能以支票的形式支付，条件是文强必须要把所有的答案全部交出。此时，戴笠已感到与南本实隆讨价还价的余地已很有限，他开始为干掉南本实隆作准备了。为此，戴笠让人在赫德路租了间民房，让文强约南本实隆来此见面。文强不清楚戴笠改变约会地点的用意，也不知道戴笠已在这民房的周围已布置了杀手，他仍然与南本实隆认真商谈毫不含糊。 不过，此次南本实隆避开所有的话题，非常明确地要文强做内线，将宋子文杀死，并答应为此事可先付十万酬金给文强，而且事成之后文强所有的收入不会少于一百万。这事令文强极度震惊，为不使南本实隆有疑心，文强应允了。回转后，他立即向戴笠汇报。戴笠听后也吃惊不小，他明白南本实隆要开始做他的事了。可就在戴笠进一步揣测南本实隆是否还有更大的阴谋时，南本实隆却把文强约了去商量暗杀宋子文的具体计划。临离开时，南本实隆给了文强五万元的现金。文强如数把这钱交给了戴笠，戴笠望着这钱知道与南本实隆间的周旋已经到头了。因为，此时在淞沪战场上的形势已经对中国军队相当不利，德国驻华大使的和谈调停已经落空，其实已经中了日方的缓兵之计。而且，南本实隆开给文强的那张三百六十万的支票，戴笠已派人到上海正金银行查询过，这支票不能马上兑现，要过一星期后才能办理。过一个星期后淞沪战场的形势已难以预料，看来南本实隆早已考虑到这步棋了。想到这里戴笠有些悔了，他不该为了那几百万块钱而没有在前几次杀了南本实隆。尽管，戴笠觉得除掉南本实隆的可能性已经不大，但他还是在赫德路的那间民房作了周密的部署，下令文强在与南本实隆见面时下手。可是第二天，在过了约定时间很久后南本实隆也没有露面。就在文强等人左右为难时，戴笠来电话说日本军队已经在杭州湾至金山卫一带登陆，所有人员全部撤离。 文强与南本实隆从此没再见面。 虽然，围绕南本实隆的所有计划都是戴笠安排制定，但也是文强对戴笠计划的领悟和他本人出色的表演，才使南本实隆一步步地被牵着鼻子走。可以肯定地说，如果不是淞沪战场的局势发生逆转的话，南本实隆是逃不过戴笠设下的圈套的。 随着日本军队的大量登陆，中国军队在淞沪战场上全面撤退。 面对潮水般溃退的场景，戴笠仍镇定自若地布置指挥着潜伏和转移方面的工作。他首先任命文强为特务处前方办事处处长，主要任务是收容别动队的人员和中国军队从淞沪战场撤退时的散兵游勇。接着，戴笠又下令文强迅速结束“文友社”的工作。由于组建“文友社”的程克强和彭寿在搜集日方情报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特别在南本实隆到上海后他们做了许多方面的配合，戴笠觉得这俩人可信也可用。于是，戴笠决定程克强和彭寿在上海失守后潜伏下来，保持与日本间谍网的关系，进一步开展收集情报的工作。可是，当文强把戴笠的决定告诉程、彭俩人的同时，日方的情报机构要他们到南京开展谍报工作，配合日本军队进攻南京的行动。经戴笠同意后，文强把程、彭带到了南京，让他们与特务处南京潜伏区负责人钱新民接上了关系，并作为南京潜伏区的直属通信员与日方的谍报机构开展斗争。不过南京沦陷后，钱新民很快投敌叛变，程、彭被日军逮捕入狱。这期间由于周佛海的斡旋，程、彭俩人没有被处死，后他俩成了周佛海和戴笠之间的联系人。 当然，这已是后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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