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景润成了国际知名的大数学家，深受人们的敬重。但他并没有产生骄傲自满情绪，而是把功劳都归于祖国和人民。为了维护祖国的利益，他不惜牺牲个人的名利。
  1977年的一天，陈景润收到一封国外来信，是国际数学家联合会主席写给他的，邀请他出席国际数学家大会。这次大会有3000人参加，参加的都是世界上著名的数学家。大会共指定了10位数学家作学术报告，陈景润就是其中之一。这对一位数学家而言，是极大的荣誉，对提高陈景润在国际上的知名度大有好处。
  陈景润没有擅作主张，而是立即向研究所党支部作了汇报，请求党的指示。党支部把这一情况又上报到科学院。科学院的党组织对这个问题比较慎重，因为当时中国在国际数学家联合会的席位，一直被台湾占据着。
  院领导回答道：“你是数学家，党组织尊重你个人的意见，你可以自己给他回信。”
  陈景润经过慎重考虑，最后决定放弃这次难得的机会。他在答复国际数学家联合会主席的信中写到：“第一，我们国家历来是重视跟世界各国发展学术交流与友好关系的，我个人非常感谢国际数学家联合会主席的邀请。第二，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唯一能代表中国广大人民利益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为目前台湾占据着国际数学家联合会我国的席位，所以我不能出席。第三，如果中国只有一个代表的话，我是可以考虑参加这次会议的。”为了维护祖国母亲的尊严，陈景润牺牲了个人的利益。
  1979年，陈景润应美国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的邀请，去美国作短期的研究访问工作。普林斯顿研究所的条件非常好，陈景润为了充分利用这样好的条件，挤出一切可以节省的时间，拼命工作，连中午饭也不回住处去吃。有时候外出参加会议，旅馆里比较嘈杂，他便躲进卫生间里，继续进行研究工作。正因为他的刻苦努力，在美国短短的五个月里，除了开会、讲学之外，他完成了论文《算术级数中的最小素数》，一下子把最小素数从原来的80推进到16。这一研究成果，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
  在美国这样物质比较发达的国度，陈景润依旧保持着在国内时的节俭作风。他每个月从研究所可获得2000美金的报酬，可以说是比较丰厚的了。每天中午，他从不去研究所的餐厅就餐，那里比较讲究，他完全可以享受一下的，但他都是吃自己带去的干粮和水果。他是如此的节俭，以至于在美国生活五个月，除去房租、水电花去1800美元外，伙食费等仅花了700美元。等他回时， 共节余了7500美元。
  这笔钱在当时不是个小数目，他完全可以像其他人一样，从国外买回些高档家电。但他把这笔钱全部上交给国家。他是怎么想的呢? 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们的国家还不富裕，我不能只想着自己享乐。”
  陈景润就是这样一个非常谦虚、正直的人，尽管他已功成名就，然而他没有骄傲自满，他说：“在科学的道路上我只是翻过了一个小山包，真正的高峰还没有有攀上去，还要继续努力。”
  (摘自科技在线)
[ 2001年11月21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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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景润最后的日子　　63岁的陈景润走了。这位著名的数学家带着摘取哥德巴赫猜想“皇冠上的明珠”的辉煌与未竟的谜底永远离开了我们。时间：1996年3月19日13时10分。地点：北京医院。

　　陈景润对北京香山的鬼见愁平台心仪已久，在1月27日住进北京医院后还和夫人由昆相约，待病情稳定后全家去登高远眺。他的夫人也约好搞摄影的朋友，在5月份陈景润63岁生日那天为他们全家好好照几张相。但这一切已不可能成为现实。

　　3月20日下午，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副所长韩锋在他的办公室里不无遗憾地对记者说：“陈景润的去世是我国数学界的重大损失。”

　　近10余年来，陈景润基本上是在医院度过的。除长期患有帕金森氏综合症外，1992年因摔伤曾做股骨置换手术，术后出现骨化性肌炎，站立困难；慢性咽喉炎使喉头麻痹，言语不清，吞咽困难。此外，他还有许多器质性功能受损。今年1月17日傍晚，住在中关村医院的陈景润发高烧达40度，持续数日不退，医生诊断为肺炎。27日晨出现呼吸、心跳骤停，经紧急抢救，约8分钟后恢复心跳、呼吸。随后，经中组部、卫生部负责同志的联系，转入北京医院。北京医院以高度负责的精神，尽了最大努力进行治疗和抢救。

　　3月20日晚7时许，记者来到陈景润家。一张摄于去年11月5日的彩色照片被黑色挽帐环护着摆放在客厅中央，前面摆放着他生前爱吃的弥猴桃、橙子和酥皮点心。花篮中的菊花和康乃馨飘出淡淡幽香。由昆几乎两天未得休息，心脏不好再加悲伤劳顿使她的脸都略显浮肿。她不能自禁地说：“真没想到先生这么快就去了”。陈景润的儿子陈由伟，长得高高壮壮，已是初中二年级的学生了，他对记者说，这些年来，他更多的是在医院里见到爸爸的，爸爸始终关注着他的学习和成长。

　　在陈景润去世的前几天，陈夫人呼唤陈先生："先生，先生，你一定要坚持住，要看着儿子长大，看着他上大学呀！”陈景润用微弱的声音说：“好的，好的。”

　　陪伴了陈景润8年多的秘书李小凝说，始终没有忘记他钟爱一生的数学，即使在他没有精力再行研究时，他也一直关注着世界数学前沿的动态和进展，让李小凝给他找来包括有关哥德巴赫猜想在内的数学最新研究情报。在北京医院的一个多月时间里，他时时于精神稍好时唱起他心爱的歌曲《小草》，他顽强的意志和对生命的渴望让医护人员都深为感动。

　　3月18日晚，陈景润又发起高烧，19日竟烧至41.5度，他的家人在身边不断叫着他的名字，他尽最大的气力说“谢谢，谢谢”，一直到他再也不能回答亲人的呼唤。

　　记者离开陈景润家的时候，唁电和电话纷至沓来，人们向这位不知疲倦的数学家寄托着无限的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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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陈景润写内参：在造反派陪同下采访当事人


文摘报

上世纪70年代初，新华社记者顾迈南偶然听到著名数学家陈景润的消息，不由自主地为他奔走呼吁，以至写下了数十万字的内参。

“他是个怪人”

上世纪70年代初的一个春日，一天，我在中国科学院参加一次报告会，听当时科学院的负责人武衡在报告中说：“ 我国年轻的数学工作者(他没敢讲名字)在数学的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做出了一项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成果……”

听到这里，我的精神为之一振，立即询问坐在身旁的科学院的一位局长，知道这个人叫陈景润，“他是个怪人!”

第二天，我便来到中关村的中科院数学所，说明来意后，接待我的那位“革委会”负责人说，“这个人(指陈景润)生命力很强，中关村医院来了几次病危通知单，说他快死啦，而他至今还活着。”“反正他也不能去工厂、农村搞成果推广，他搞的那项研究也没啥用处，都懒得理睬他，这不，他来了！”

陈景润就这样站在了我的面前。当时，正是暮春时节，而他还穿着厚厚的棉裤棉袄。在场的人们解释说因为陈景润患结核病，长年发低烧，因而着装厚。

“陈景润，这位是新华社记者，你要老实谈问题!”大概习惯了被人斥责，陈景润听了造反派头头的训斥，并不介意。他那浓浓的黑眉毛下一双大眼睛依然充满了笑意，不停地边冲着我点头边说“谢谢，谢谢……”

两篇内参

在此后大约一个星期的时间里，我找陈景润本人和数学所业务处的负责人乔立风等人，作了几次访谈，过后，写了两篇内参，一篇题为《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陈景润作出了一项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成果》；另一篇题目是《助理研究员陈景润近况》。

在后一篇内参中，我反映说陈景润患有严重的结核病，体力不支时，就买些便宜的人参泡水喝，3年困难时期，他把自己节省的数十斤粮票捐给了灾区……我还引用数学所科学家们的话说：陈景润从事的这项基础数学研究工作，在国际上是有影响的，因此，希望有关部门能关心他，给他治治病，让他把哥德巴赫猜想继续研究下去……”

两篇内参稿件及后来我采写的十几万字的关于陈景润的内参，都迅速送到党中央。很快，我便接到当时的国务院科教领导小组的通知，一天深夜要我陪迟群、武衡等有关领导去中关村看望陈景润。

为啥不住院

那是1973年4月25日凌晨3时左右，我们一行人来到陈景润那间6平方米的小屋，把惊恐不安的陈景润给带走了。在这之前，武衡对我说，“毛主席、周总理，还有江青等人都看了内参，批给当时主管宣传工作的姚文元，要他关心一下陈景润，给他治病。”这天深夜，他们把陈景润带到清华大学的一个会客室里，对他传达了毛主席的批示。陈景润听了，喃喃地说：“谢谢毛主席的关怀，我没有做出什么贡献。”

在场的内科专家张孝骞等人给陈景润作了检查，要求他住院治疗。几天以后，陈景润被送进了解放军309医院。但入院当天，陈景润却满脸不高兴的样子，明确表示不想住医院。研究所的负责人问他为什么?

他说：“再来了运动，你们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是修正主义苗子，住医院花国家的钱，还要受批判的。”经过一番耐心劝说，他总算勉强同意住了。

经过治疗，陈景润的病情大有好转，我不时地去医院看望他，把他的情况通过内参向党中央反映。从这以后，我和陈景润成了好朋友。（《扬子晚报》8.17）

http://news.phoenixtv.com/history/1/200709/0910_335_219871_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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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景润的怪癖
罗声雄

　　
　　年轻时，陈景润经历过失学和失业的痛苦，很早就体会到钱的重要性。在动荡年代，他朝不保夕，孤苦无援，担心失去工作。慢慢地，他形成了一种习惯：节省一切可以节省的开支，维持最简单的生活，把剩下的所有收入存入银行，或换成硬通货。
　　陈景润的月工资，1962年以前是56元，1962年至1977年是89.5元；从1957年到1977年，他省吃俭用，每月生活费不超过20元。除每月给父亲寄15元生活费，其余悉数存入银行。20年后，他的存款高达万元。这是他从牙缝里挤出来的，是一分一分积攒起来的。
　　陈景润的饮食很简单，总是馒头和面条，咸菜和豆腐。他的身体很虚弱，听说人参是补品，他买过一些廉价的人参须，以补充能量的不足。
　　他穿着简单，父亲给他一件旧的棉短大衣，他穿了20年，天暖和了，拆出棉絮，天冷了，再填入。
　　他简化日常生活，避免任何自认为并不必要的消费。他不刷牙，少洗澡理发，以至于他的小屋和身上常有异味。
　　在繁重的工作之余，他不时清点自己的存折，欣赏自己收藏的首饰与硬币，甚至睡在被子里，亮着手电细看收藏物。当他从6平方米小屋搬出来的时候，他的研究生帮他收拾出两三公斤重的许多国家的各种硬币。
　　20世纪70年代末，他两次出国访问，积攒了7500美元、5000法郎和少许英镑。他没有购买家用电器，只带回一个收音机，送给兄弟姐妹的礼品只是一些廉价的、有纪念意义的铅笔和笔记本。
　　在家里，他精打细算，甚至记账。一天，他对夫人由昆说：“经过我的计算，我俩每天7角8分钱的菜金就够了，平均每人3角9分，这样的话，剩余的工资我们可以存起来。”陈景润反复地说：“今后，儿子上大学，要自费的。”以解除夫人的疑虑。
　　陈景润一生在金钱方面从不马马虎虎，你的就是你的，我的就是我的。有一次，一个研究生与他同行，他忽然把1角钱塞到学生兜里，令学生莫名其妙。原来，这名研究生曾经给他发过一封信。按协议，他每月给父亲寄15元，不多不少，按时寄到。他的这种习惯，类似于西方人士。
　　一次，他在厦门大学的座谈会上，正式辟谣：“有个作家说我为了错找的两角钱，竟花7角钱的车费去取，这是把别人的事套在我的头上，我们搞数学的，不可能这么随便。”
　　1992年，陈景润的病情已经不允许他那独特的爱好再延续下去，他把全部家底交给唯一信赖的人———夫人由昆。如果没有国外讲学的收入，以及那笔香港人给的奖金，他的全部存款远不及北京人的平均水平。
　　晚年，当他躺在病床上不能动弹的时候，好友罗四维对他说：“你一生舍不得花钱，把身体搞成这个样子，现在，你有钱也不能用，何苦呢？”他的脸上露出一丝苦笑。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2期P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