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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tsheu
理事局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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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父·良师·楷模：忆我的父亲曹丹辉曹琳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30年了。在我和父亲一起生活的日子里，多少欢乐、多少教诲、多少辛酸苦辣时时浮现在我的脑海，使我终生难以忘怀。他对我的性格、思想素质、工作作风的培养和世界观的形成都产生了极其重要的、深刻的影响。我热爱、崇敬亲爱的父亲，并为有这样一位好父亲而深感骄傲和自豪。 (一) 我出生前几个月，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母亲由于身怀六甲，事前跟随宋裕和部长先期到达苏北盐城才幸免于难。“皖南事变”后，由于得不到父亲的消息，母亲整日心急如焚，以泪洗面。直到1941年3月，得悉父亲英勇顽强、硬打硬拚巳突出了重围，母亲的心才放下了。终于在4月份，父亲带领突围出来的一批报务员回到了盐城新军部，我们家团圆了。刚从死亡线上脱险出来的父亲，见到我非常欣喜、宽慰。当时，由于我很瘦弱，叔叔阿姨们都说像个“小猫”，父亲就叫我“小毛”。我的大名是父母二人的姓组成的，因为我是女孩子，在 “林”字旁加了个提玉，于是“曹琳”这个名字伴随了我一生。每当父亲回忆起“皖南事变”的艰险经历时，他总要跟母亲开玩笑说：“要不是小毛，你早就被‘皖南事变’给‘变’掉了。”这时，父亲会用慈祥的目光看着我，而母亲则很庆幸地乐呵呵的点着头。 在战争年代，部队的条件是很艰苦的，很多孩子都被寄养在老百姓家。因为我曾有过一个姐姐，生下后不久就夭折了，父母生怕我也遭此厄运，所以他们一直将我带在身边。当我四、五岁时，父亲开始教我识字、写字。记得在山东时，我巳会写“生产”、“学习”、“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等词句了。每逢有叔叔阿姨问起我的识字情况，父亲总会高兴地说：“小毛已经能写会认300 多字了。” 进入大城市以后，不管父亲工作有多忙，他从不忘记自己做父亲的责任。他对我和弟妹们的关心多寓教于讲故事、日常谈话、聊天及书信来往中，有很多事我至今仍记忆犹新。 在我上中、小学的时候，我们家最轻松、最开心的时刻就是每逢周末我们从学校回来，全家人聚在一起跟父母聊天，听父亲讲惊心动魄的长征故事、皖南事变突围经历及许多趣闻。这时不管是大孩子还是小孩子都听得津津有味，时而屏住呼吸、紧张不已；时而哈哈大笑、乐不可支。这些故事激发了我们对党和领袖的崇敬和热爱，使我们感受到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在日常生活中，父亲十分注意规范我们的言行，注重对我们的思想教育。他说这是“防微杜渐”。这样的事例数不胜数。 有一次父亲到城里开会，我顺路搭他的车到学校，半路上下起了瓢泼大雨。当车走到木樨地时，我看到交警仍在坚守岗位、冒雨指挥车辆。就随口说了一句：“哎呀，这么大雨他们还不下班，当警察真倒霉！”“这怎么是‘倒霉’！这是为人民服务! ”父亲马上纠正我，“革命工作都要有人去做，不能挑肥拣瘦。你们这些孩子不要养尊处优，要克服骄娇二气，长大以后，要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 1959年，有一次我跟父亲一起到公主坟商场买东西，快到中午时，父亲带我到附近小餐馆去“打牙祭”。父亲点了二菜一汤，其中有个菜是他最爱吃的“溜肝尖”。菜很快就端上来了。这时,有一个农民模样的老大爷坐在我的对面，他要了一大碗米饭后就一口接一口地吃起来，看样子他是饿极了。我很奇怪：他怎么不点菜呢？这时父亲也发现那位老大爷在吃白饭，马上很和蔼地问：“老同志，怎么不要个菜拌饭啊？”那人摇摇头，没说话。父亲又问：“是来办事的吗？”他点了点头。父亲似乎明白了什么，用筷子指着桌子上的菜说：“吃点菜吧，没有菜不好下饭。”可是老大爷说什么也不肯伸筷子。于是父亲夹了几块肝尖放到了他的饭上，说：“不要紧，你吃吧！”那人连声道谢，并说：“你真是好人哪！我们干活、种地一年也挣不了几个钱，我们……”他一边吃，一边诉说着农村的情况和他们生活的艰难。父亲耐心地听着，不说话，几乎再没吃什么菜。后来,父亲用汤很快将剩下的饭送下去，把桌上的菜和汤一起推到老大爷的面前，说：“我们已经吃完了，你把这些都吃了吧，吃饱肚子好回家。”然后，他带着我急急地出了小餐馆。我心里犯嘀咕，正想说：“这顿饭真是白要了，还没怎么吃呢，就……”话到嘴边还没出口，突然，我在无意中看到父亲眼里闪动着的泪光，我不敢出声了。父亲一路沉默不语，若有所思。快到家时，他对我说：“现在农村还有许多地方很穷很苦啊，江西老家也是这样。现在，我们进城了，生活好了，比比工人农民，可不要忘本，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啊！” 在家中，父亲经常要求我们不要有“优越感”，不要“特殊化”。我们家很多事情都是按公家规定办的。比如住房，无论父亲调到哪个单位工作，我们家都是住单元房，连单门独院都没有住过。就是在1949年刚进大上海时，组织上为父亲安排了一栋很漂亮的三层楼花园洋房，父亲也不愿独家居住，而是和一起南下的黄萍、王墨等几位叔叔家同住。 “文革”中，父亲受迫害，我们家被“通知”要搬到六院的旧平房去。在搬家时，14岁的弟弟小虎借了一辆三轮车，他和妈妈及几个帮忙的小朋友只搬了两三趟就搬完了。当时父亲在河南驻马店关“牛棚”，我们其他兄弟姐妹都在外地。六院有个女同志看了很惊讶，问小虎：“你们家就这么点东西？”小虎点点头。她感到实在不可思议：那么老的干部，又是个将军，“家”竟然这样简单？！ 在我们家里，父亲是最受尊敬的人。他对我们很民主，从不搞“一言堂”。我上高中时，父亲根据我的特长曾希望我长大后当“文学家”或“美术家”，但由于我受到苏联“军校文化”的影响,加之自己从小生长在部队，因此十分向往军队生活。当我征求父亲意见时，他很理解我，让我自己选择。 1960年，我参军到“西安军事电信工程学院”学习，我的“军人梦”终于实现了，心中非常高兴。父亲说这是“子承父业”，勉励我在部队要好好干。那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全国人民都在勒紧裤腰带苦渡难关。而军队受到国家的特别关怀，粮食定量比较高。我们有饭吃，只是油水少。不久，妈妈从北京给我寄来了一包食品，我收到后很快与朋友们分享了。可能当时收到家中包裹的不止我一人，因此，学院“预科”举办了一次艰苦朴素作风教育展览会，我家中寄来食品之事也被画了一张大漫画挂在墙上进行了不点名的批评。我感到又委屈、又气恼，遂给家中写了一封信，发了一通牢骚。父亲很快回信了，他在信中说：“给你寄食品是妈妈的母爱之心，是可以理解的。但因没有注意群众影响，使你受了批评，我已告诉你妈妈以后不要再寄了。你不要怕批评，对待批评应持正确态度，即‘有则改之,无则加勉’。预科举办这样的展览会是很好的，对于你们年轻人继承我军的优良传统，发扬艰苦朴素作风是很必要的。” 父亲为了提高我的思想水平和党性修养，要求我课余要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并把他自己的一本精装《毛泽东选集》赠给了我，扉页上还题了“赠琳儿”三个字。当《毛泽东军事著作选编》发行出版后，父亲又特意给我寄了一本书并在信中写道：“虽然你今后从事的是技术工作，但作为一个革命军人，学习毛主席的军事思想，掌握一点军事知识也是非常必要的。”父亲的这些要求，对我素质的培养、思想的成熟、政治上的进步都产生了促进作用。当我于1966年4月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时，父亲来信祝贺，他深感欣慰和满意，同时又给我提出了新的要求。 “文革”后期，父亲从“牛棚”出来了。我告诉他，五十年代他从苏联带回来的四套精装中国古典名著被抄家的人抄走后至今未还，看来准是被人给贪了。父亲说：“没有了就算了吧，大浪淘沙，泥沙俱下，运动一来什么人都有啊。其实，这种时候是最考验人的，要经得住这样的考验就要做到‘慎独’。”接着，父亲给我讲了一个故事：那是五十年代初“三反”、“五反”期间，父亲当时在华东邮电管理局工作。有一天。父亲的办公室里人来人往，十分繁忙。这时，他好像感到有个人抱着个什么东西坐在墙边的皮沙发上。父亲以为是要等待谈话的人，所以没有在意。快下班时，来办事的人都走光了，父亲突然想起了此人，但由于人多事忙，那人长得什么模样、什么时候离开的都不清楚。只见沙发上有一个挺大的包，父亲感到蹊挠，立刻到对面办公室询问并让他们一起过来查看包里的东西。打开了一层层的报纸才露出了“庐山真面目”，原来是一大包钱。父亲明白了那人的用意，但他毫不动心，将这包钱如数上缴了。父亲说：“当时，如果我不作声，把这包钱贪污掉是不会有人知道的，但我决不会这样做，不义之财不可取！” (二) 父亲是个很有性格的人，在任何时候、对任何事情，他从不盲从，总是在党的方针、政策、原则下提出自己的看法和意见。他最爱说的一句话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父亲曾告诉我：“世界上只有两种人没有错误：一种人是没有出生的小孩，还有就是死人。但有了错误，只要改了就仍然是好同志。”因此，他对人既讲原则又很宽容，即使曾经反对过他的人，他也从不记仇。 有一个叔叔，过去父亲很信任他，但在父亲受到不公平对待时，他却落井下石。后来，他夫人去世后又重新结婚时，他给父亲写来了一封信并寄了张“夫妻合影”照片，我看到后，很不以为然地问父亲：“他怎么还给你寄照片？”父亲说：“他已认识错误了，还计较人家干什么？要允许别人犯错误，也要允许人家改正错误嘛！” 在“文革”中，六院有一个人表现得特别“左”，整我父亲也很起劲，但当父亲被“解放”出牛棚后，看到他家中生活困难（当时，我们住在同一栋平房），就主动帮助他。我回北京时妹妹告诉我这事，我很生气地说：“爸爸，你不计较他就算了，但也没必要帮助这种人啊！”父亲说：“不能这样对待群众，运动来了，很多人也是身不由己嘛！” 过去，父亲给我讲“海瑞罢官”的故事，他最欣赏的一句话是“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他说：“为了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利益，为了坚持真理，就要有这种大无畏的精神。”“共产党员要襟怀坦白，要对人民负责，就要敢于发表自己的意见，要讲真话，要实实在在干工作。”“无私才能无畏”。父亲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从战争年代到建国以后，在很多重大问题上一贯如此。所以，父亲的直率、敢说敢为、敢负责任，是很多叔叔阿姨都了解的。 1965年在“部院合并”问题上，虽然中央已做了决定，但父亲“为了党的利益”仍然直言不讳，给毛泽东主席写信，力陈利弊并提出自己的建议。在信中，他一方面为“党苦心经营，花了几年心血才组建起来的科研队伍，被一下子拆散了”而痛心，另一方面希望引起对科研队伍的重视，加强科研设计与试制力量，他说：“几个研究院（五、六、七、十院）不仅不应拆散，而且必须力求设法加强……，形成强大的拳头……，去打几个硬仗、歼灭战，才谈得上十年赶上、二十年接近世界先进水平。”虽然这封信得罪了ⅩⅩⅩ而给他带来了不小的麻烦，但他从不后悔。他说：“如果不讲真话，将成为人民的罪人！” 父亲对待干部在政治上是非常爱护、非常负责的。凡是涉及到对人的处理，他总是严格按照党的政策，实事求是，慎重对待。在1957年“反右”时，有一次我跟父亲聊天，他对我说起过：对待人的处理有一个“推一推”或“拉一拉”的问题。当时，我不太明白这“推”和“拉”指的是什么事情。父亲解释说：“有一些青年学生平时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或者运动来了说了一些过头话，他们大都很年轻，政治上很幼稚无知。对这些人，如果‘推一推’，就推到‘右派’那边去了；‘拉一拉’，就是人民内部矛盾。这一 ‘推’一‘拉’，就关系到一个人的一辈子啊！所以，要非常慎重，能不划过去的尽量不划。”20多年后，我在总参合肥电子工程学院遇到一位教员，是当年张家口通信学院56班的学员，他主动跟我们谈起了1957年“反右”的事情。他说：“当时学院里人心惶惶，大家非常紧张。曹副主任来学院后开了大会，交待了政策，这才把我们解脱出来，要不然，我们早就被打成‘右派’了。多亏了你父亲啊！”我默默地点了点头，因为类似这样的话我已不是第一次听到了。1967年，我到沈阳遇见陈问心（陈赓胞弟）叔叔，他告诉我1943年新四军整风队的事情。他也说了这么一句话：“要不是你爸爸，当时我们这些有点文化的小知识分子，早就被当成反革命分子处理掉了。”不同的年代、不同的人，说着相同的话，我想这是人们对父亲的共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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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父亲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辈子积极进取，对党忠诚，对事业执著。不管什么工作，喜欢干的或是不喜欢干的，当第一把手还是副手，他都是“在其位，谋其政” ，“要干就一定要干好”。他不愿意碌碌无为、墨守陈规。当事业有成就时，他会感到欣慰、自豪；当事业遇到挫折时，他不服输、不气馁，重新开创新局面。他总要使自己的工作有成效、有创造。我在跟父亲的接触中对此深有感受，不少与父亲一起共事过的叔叔阿姨们也是这样说的。有几个小例子很能说明父亲的这个特点： 1945年新四军奉命北上与山东军区留守部队合并一事，是最受叔叔阿姨们称道的。由于父亲知人善任、任人唯贤，不拉山头、不搞宗派，因而华东通信局里两大部队的干部一直团结得很好。大家心情舒畅，工作积极努力，使华东的通信工作搞得生气勃勃，发展很快，确保了华东战场历次重大战役的胜利。在这期间还培养了大批通信干部，不仅满足了自己的需要，而且还支援了东北、华北、西北和军委。通信部崔伦部长说：“我老伴就是支援我们军委的华东通信干部，他们那批有四、五十人呢。过去一直是三局往下派干部，而从下面派干部支援军委三局是从来没有过的，这是第一次。” 父亲在通信部工作时，有一天晚饭后，我随父亲在兵部大院内散步。当走到部办公楼旁时，父亲很高兴地对我说：“这个大楼是我找黄（克诚）总长批了后才盖起来的，现在新北京各个（部队）大院还没有这么大、这么高的楼呢！”言语间透出了他的欢欣和自豪。直到上世纪90 年代这座楼仍然是总参通信部的办公楼。五十年过去了，尽管它早已不是那一带的“第一楼”了。但在当时，通信部能盖起这样一座办公大楼也是很不容易的事。 1995年底黄萍叔叔还告诉我，1956年通信部改"兵种"之事,也是父亲积极主动给总参首长写信,尽力促使其加快实现的。他说“这对通信兵的建设是办了一件大好事!”虽然他年事已高,但此事却记得非常清楚。 1959年,父亲在政治学院学习时,正赶上全国宣传革命传统的热潮,总政要求老同志们写回忆文章。父亲积极响应,写了多篇文章和诗歌,有一些已在《星火燎原》、《红旗飘飘》、《解放军报》、《空军报》、《通信战士》等多种书报刊物上登载。他还参加了学院组织的话剧演出,参加了将军合唱团,还曾被多所高等院校邀请去做革命传统报告。 记得有一次,天已黑了,父亲才回家。他兴致勃勃地告诉我, 今天北京农业大学请他去做革命传统报告。他一连讲了4个多小时,会场很安静,学生们都聚精会神地在听,还不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笑声。已经到下午6点多钟了,还有学生不断递条子上台,要求继续讲下去。父亲说“这些年青人真热情啊!已经散会了,他们还不愿意离开会场。”我想,当时这种热烈场面,一方面说明了那个时代青年学生的革命热情,另一方面也可看出父亲报告内容的精彩和生动感人。 1963年,经唐延杰院长的要求,父亲改行调到国防部第六研究院工作（任常务副院长）。这是一个新建院,很多事情都要从头做起。从专业上说,对父亲也是一个全新的、陌生的领域,工作的难度可想而知。当我暑假回家时,曾问过父亲：“爸爸,你也没搞过飞机,到六院怎么工作啊？”父亲坦然地说：“活到老,学到老嘛!不懂就要礼贤下士、不耻下问。我们那里有一些以前到英、美留过学的老知识分子, 他们可不简单呐!都是专家。还有不少北航毕业的大学生。我们这些外行就是要向他们学习嘛！”当我1966年再次回家时,问起父亲工作是否顺利。父亲告诉我,他到沈阳蹲点时,如何采用干部、知识分子和工人"三结合"的方法抓了ⅩⅩⅩ的样机试制等工作。从父亲那自信的神情中,我看出父亲的工作已见成效。这时他的言谈话语中自然而熟练地使用了一些航空术语。我虽然不懂航空,但父亲对新事物孜孜以求的学习精神令我十分钦佩。那时,他对我国年轻的航空科研事业充满了信心,正满腔热情地努力把自己从“外行”变为“内行”,希望通过自己勤奋的工作在这一方天地中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四) 在父亲对我的诸多教育中,特别重视“挫折和磨难教育”。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父亲就曾教导我：“人这一辈子不会是一帆风顺的,要经得起大风大浪的考验。”当我参军时,父亲说：“你离开家走上社会,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和困难,甚至严重挫折。但你不要怯懦,要勇敢地去斗争,要有坚强的意志和百折不挠的精神。”我的成长过程正验证了父亲的话,而父亲的谆谆教诲恰似我人生道路上的指路牌。 1962年2月部队在重庆成立了“雷达学院”。我们“雷达”和“雷达对抗”两个系搬到了重庆。我到学院后所经受的第一个挫折是在1963年,我亲爱的大妹妹小莲不幸病逝,令我十分伤心。那一年,恰遇院校调整,学院有意把考题出难,因此我期终考试有一门课没考好,心中很难受,情绪沮丧。当我把情况如实写信告诉家中后,父亲在来信中写了这样一段话：“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孙子膑足兵法修列,左丘失明厥有国语……”这些历史人物都是在遭受厄运时发愤图强作出了成就。你应学习他们的精神,不要灰心。胜败乃兵家常事,要能做到胜不骄、败不馁。学习就跟打仗一样,要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你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振作起来,经过努力一定会取得新的胜利。”父亲的话成为我的座右铭,我把它写在铅笔盒盖上,每天看到它都给我增添信心和力量,使我最终在补考中取得了好成绩。我感谢父亲, 他不仅教会我如何对待困难、克服困难!更重要的是培养、增强了我面对挫折和磨难的承受能力,为以后我能经受住更大的痛苦和不幸奠定了基础。 1968年秋的一个星期天,妹妹小琴来部队让我请假回家一趟。当时,我正在北京军区空军103部队下放当兵锻炼。我回到北苑后,妈妈将我带到一位叔叔家中,在那里我见到了久未见面的父亲。当我问候他的身体情况时,父亲微笑着一边点点头,一边招呼我坐下。然后,他严肃而郑重地对我说：“这次叫你回来是要告诉你一些事情。根据目前六院形势的发展,我可能要遭受冤枉。因此,你要有思想准备,心中要有个数:我没有任何历史问题！在‘皖南事变'中我是硬打硬拚突围出来的,不到一个月就找到了部队,如果被敌人俘虏去,这么短的时间是回不来的。我从来没有被俘、被捕过，从来没有叛变过,根本不可能叛变。当然,我工作上可能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错误,我可以检讨。但是,我决没有任何历史问题！”我听着父亲的嘱咐,信任地点着头。父亲接着说“你是家里的老大,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你都要坚强,不要懦弱。在处理问题时要注意策略,要有理、有利、有节。要相信党、相信群众,最后(问题)一定会搞清楚的。”后来,果然不出父亲所料,他被吴法宪之流诬陷、迫害,时间长达8年之久。在这期间,父亲对强加给他的莫须有"罪名",始终是坚持原则、据理斗争。虽然专案组人员按父亲皖南突围路线多次进行外调,但历史事实清楚,他们一无所获。事实证明父亲 是清白的,是忠诚的革命战士。而父亲的话也一直激励着我,不管什么人给父亲戴多少顶“帽子”或因父亲之事株连我和爱人被部队复员处理,都不能动摇我对父亲的信任。当父亲在北苑"隔离审查"时,我们千方百计与父亲取得联系,向他通报外面的形势和新近的中央文件精神。当父亲在河南驻马店关"牛棚"时,我们给他邮寄食品并主动找军管会主任交涉让父亲留京看病。特别是 1970年底母亲不幸被迫害致死,他们不让父亲回京料理丧事, 我和爱人带着弟妹们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抗争,最终取得了胜利。 1976年秋,父亲被确诊为肺癌。这个消息对我犹如晴天霹雳,悲痛万分。失去母亲的悲哀还没有平静,现在又将失去父亲,怎不叫人肝肠欲断!我急忙赶回北京,强忍住内心的悲苦,四处奔波,为父亲寻医找药,得到很多好心人的支持和帮助。 父亲住进了解放军301总院,医生的意见是要将病情告诉父亲。他们认为父亲是个老同志,会正确对待以配合治疗。当父亲知道自己得了"绝症",已经扩散且无法做手术时,他很平静, 很坦然地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父亲忍受着病痛和化、放疗副作用给他带来的极大痛苦,积极配合治疗,他在为争取自己最后的"生存权"而顽强地拚搏着。 有一天,我到医院值班,看到父亲虚弱的身体痛苦地斜靠在沙发上,病情在日益恶化。我心中非常难受,背过身去禁不住低声哭泣起来。父亲马上制止我说：“不要哭,哭有什么用。要坚强一些,不要懦弱。死我是不怕的。在战争年代,我们随时准备牺牲,从来没有怕死过。我能活到今天,比那些早年死去的战友已经幸运得多了。”父亲休息了一会,接着说：“只是我才62岁,还能为党做些工作。现在‘四人帮'刚被打倒,我却得了这个病……。”父亲没有再说下去,他的遗憾、他的无奈尽在不言中。我想,父亲病成这样还念念不忘为党工作,这是怎样的情怀啊!我为父亲深深地惋惜,也为他的精神深深地感动! 父亲终于被病魔夺去了生命。他坚强的意志,他对革命事业的赤诚,却作为一份宝贵的精神遗产留给了我。他的话“要坚强, 不要懦弱”永远铭记在我心里,指导着我勇敢地面对现实,面对人生的一切坎坷。 当1991年底我被确诊为"膀胱癌"时,我没有惊恐哭泣,更没有腿软手凉,我像父亲一样冷静镇定地对待。以后,我住院做手术,按医嘱积极进行医治。1992年春节后不久,我就开始上班, 直至现在已近17年了。我的这种坚强和乐观精神,正是来自父亲的培养和鼓舞。 1994年底,又一个打击来到我面前:我爱人被确诊为“肝癌”。当时,我脑中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赶快了解情况,确定治疗方案,控制病情。我们遵照父亲常说的“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的思想,在极短时间内多方调研分析了目前国内对肝癌的几种治疗方法,结合我爱人的实际情况,确定了最佳的治疗方案。通过实践,取得了良好的医疗效果。而我坚强的心理承受能力和冷静、自信的态度,也感染了我爱人,他同样以顽强、 乐观的精神与疾病作斗争，带瘤生存了近九年。 往事如烟,在我坎坷的人生中,在一连串突发事件打击下, 我仍能保持着坚强无畏、奋争向上的精神,全得益于父亲的一贯教诲和培育。在我最艰难的时候,他给我勇气,给我力量。父亲是我的良师、楷模,是我心中永存的丰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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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南突围记曹丹辉
一九四0年底，国民党反动派企图为投降扫清道路，对于坚持敌后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一再大肆污蔑，强迫命令我黄河以南的抗日部队，限期撤至黄河以北。我党除据实驳斥了他们所制造的谣言之外，为顾全大局，坚持抗战，答应将皖南新四军部队北移。此时，驻皖南的国民党部队，却纷纷向皖南新四军部队迫近，并由苏南、浙西等地增调部队，逐渐形成了对我皖南部队的包围。陆续查明的国民党部队有：四0师、五二师、六二师、七九师、一0八师、一四四师和新七师等。蒋介石、何应钦、顾祝同等反动头子阴谋策划的一个巨大反共事变，遂暗中埋藏在皖南新四军部队的北移道路上了。 一 一九四一年一月五日凌晨，我们从云岭防地开拔。部队循着羊肠小道，在崇山峻岭中前进，当我军渡过青弋江，进抵泾县茂林地区时，国民党反动派七个师的部队，便从四面八方包围上来。 皖南事变的第一枪，由国民党军四0师首先打响了。在丕岭一一我军东进的道路上，激烈的战斗持续到下午四点钟，我们随军指挥部登上了丕岭高峰，俯瞰四周围的崇山峻岭，到处是硝烟弥漫，炮火连天。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已封锁了我军东进抗日的一切去路。一座座碉堡的火口，向我们吐射着无耻的枪弹。同志们怒不可遏，激昂愤怒地望着前进的道路，痛骂着蒋介石这个民族的败类。 。 在丕岭山下一个小茅草房里，叶挺军长草拟了两份电报稿，交给我们迅速发出去。一份给蒋介石和顾祝同，责问他们为何一面命令我军北移，一面调兵围攻我军?要他们立即制止这种无耻的行动。否则，我军当不惜决一死战。另一份电文交发向延安，请求党中央指示。 次晨，国民党军一四四师和七九师沿着从茂林来的大路，向我军军部进攻。一直打到离军部住的小村只有二、三里路的地方。军直属队全部都组织起来了，不分男女，不分老幼，有枪的拿枪，有手榴弹的拿手榴弹，炊事员也提着菜刀参战了。叶挺军长持着二十响驳壳枪，亲自指挥，激烈的肉搏战一直到天黑。 外围敌人越集越多，敌我兵力悬殊，要实现原先的突围计划，已经不可能了。晚上，部队全部轻装，冒雨向青弋江方向转移。九日拂晓，到达了石井坑。在这里军部几个负责人会合了。三团、五团和特务团的一部分部队，也会合在一起。 我们刚刚把电台架起，耳机里发出了延安的呼号。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来了。电文的大意是：皖南部队的一切军事指挥权，完全由叶挺军长负责。应高度集中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坚决组织突围。遭受损失时，应设法多保存一些干部。 副军长项英看了电报，把电报交给了叶挺军长，说： “一切请你决定吧!” 项英同志当时是党的东南局书记和军分委书记。他一贯不执行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严重右倾，不敢放手发动群众，不敢建立根据地和扩大人民军队，对阶级敌人失去了警惕性。事变前没有应付突然事变的准备，三番五次违背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而事变发生时，又惊惶失措，犹豫不决，束手无策。因此，党中央才把一切军事指挥权，交给叶挺军长。 叶挺军长看了电报，激动地说：“党中央和毛主席是信任我们的……”说着，泪珠掉在电报纸上。接下去对大家说： “为了我们党的事业，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我们要坚决战斗下去。从我起，直到每一个战士、炊事员、饲养员，就是剩下最后的一人一枪，也要与卖国贼打到底……” 叶军长忠于党、忠于革命的伟大气质，使当时在场的同志都极为激动，我不由记起一次欢迎会：那是一九三八年三月八日，叶军长到了延安。毛主席致欢迎词时说：我们今天为什么欢迎叶挺将军呢?因为他是大革命时代的北伐名将；因为他愿意同我们合作，担任我们的新四军军长；因为他赞成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所以我们欢迎他。当时叶军长很激动，在掌声中站起来，说： “同志们欢迎我，实在不敢当。革命好比爬山，许多同志不怕山高，不怕路难，一直向上走，我有一段是爬到半山腰又折回去了，现在又跟上来。今后一定遵照党所指示的道路走，在党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坚决抗战到底…···” 眼前的处境，考验着领导干部，也考验我们每一个人。同志们都抱定牺牲的决心，在叶挺军长的指挥下，和反动派拚到底。 反复的争夺战，从九日下午一直延续了整整四天四夜。我们顽强地守卫在石井坑这个小山村的附近。国民党反动派曾别有用心的，公开广播过我军北上的路线，因而，在我军处于包围之中时，日寇的飞机以十二架的大编队，也飞临石井坑上空，为蒋介石罪恶的反共内战助威、喝采。 十三日黄昏，国民党反动派又发起一次总攻。军部指挥所的电话铃声不绝。五团阵地上打来电话：团长徐金树同志与敌人短兵搏斗牺牲，全团只剩下十几个同志，但是，同志们宁死不屈，决心与阵地共存亡。话还没说完，电话就不通了。 天黑下来之后，敌人的进攻仍没停止。信号弹、曳光弹交织在空中，把石井坑照得如同白昼一般。突然，枪声在离军部二百米处响起。敌人占领了指挥所东边的一座小庙。叶挺军长沉静地向周参谋长说： “子昆，左侧的小庙必须马上夺回来，不然不但我们指挥所难保，南山上的第三团也要陷入敌人的包围！” “哪里来部队呢?”周参谋长焦急地说。 “让我去吧!”突然特务团团长刘别生同志大步跨上前说。然而，这时刘团长手下只有四名通信员了。 这位还不满二十五岁的团长，曾经是坚持湘赣边三年游击战争的英勇的红色战士，如今虽然手下只四个人了，他仍是不灰心，不气馁，斗志昂扬。接受任务后，率领四名通信员，猛扑小庙，仅十几分钟，便把小庙从敌人手里夺下来。但是，由于他有五个昼夜没合眼了，打进小庙里后，倒下便睡着了。四个通信员推叫不醒，直到外面咣咣响了两炮，他才猛地跳起来，叫着：“通信员，打!”看看没有敌人，又倒头睡着了。 小庙夺回后，指挥所的威胁解除。我们刚刚松下一口气，对面的南山和西面的敌人，又发起了猛攻。电话中传来三团一位参谋的报告：第三支队张正坤副司令负了重伤，血流不止，他坚决不肯下火线，正亲自抱着一挺机枪向敌人猛扫。那边只剩下二十几个战士了。电话刚放下不一会，耳机里又传来那位参谋悲痛的声音：“张副司令牺牲了!” 此时此刻，我们已经没有眼泪!只有对国民党反动派无比的仇恨!在我们各部阵地上，同志们无不以一敌十，和反动派决死地战斗。子弹打光了用刺刀，用石头，用血肉和万恶的敌人作惊天动地的搏斗!直到反动军队进攻石井坑，指挥所才向后山撤去。 第二天早晨，一些被冲散的同志又三三两两聚集起来。在一个杂树丛中，我遇到了参谋周绍坤、秘书陈烙痕同志。我们一面走， 一面叫：“同志们随我们上山去!”隐蔽在密林里的同志，顺着我们的呼声，一个个跑上山来。这时山下到处是敌人，到处插的是国民党反动派的旗。教导总队一个同志，把随身带着的一面红色的讯号旗打起来，在空中挥舞着，激动地呼喊着： “我们的红旗，是永不会倒的!同志们挺起胸来!继续战斗!” 我们的红旗恰似大海里的帆，在风浪中高高飘扬，许多被冲散隐蔽起来的同志，看到红旗，又挺起胸，握紧枪，顺着红旗飘动的方向，奔上山来。 很快，我们三个人的战斗小组，扩大成了一支五十多人、四十多支枪的队伍。在四面都是敌人的枪炮声中，我们召开了一个党员会议，选举了党小组长，把全体人员整编成五个战斗班，又继续战斗了。 这支五十余人的队伍里，军部、第一团、新一团、第三团、新三团、第五团、特务团、教导总队等，哪个单位的人都有。虽然同志们互不认识，但都象一个妈妈的孩子，相互帮助，相互鼓励，人人听从指挥，服从命令。只有高度觉悟的无产阶级战士，才能有这样的组织性纪律性啊! 在一个山头上，我们坚持了一整天。敌人冲上来，我们反下去，一直到天黑。然而，由于敌众我寡，当晚在突围中，我们这支临时组成的队伍，又被敌人冲散了。 二 从包围中冲出来，最后只剩下我一个人了! 坐在山坡一块石头上，想着这次的损失，是我参加革命以来所经历的第一次啊!无耻的蒋介石，可憎的国民党反动派!在我们民族危亡的关头，你们不抵抗日本侵略者，倒调转枪口打我们全心抗战的新四军!满腹的仇恨，满腔的愤怒，早已把眼泪烧干。我应该怎么办呢?仰望着天上的明月，思前想后，回忆起中央苏区的反“围剿”、长征的道路、在延安的日子，记起我们离开延安之前毛主席那次亲切的难忘的讲话。 那是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五日，在延安北门外一块高低不平的广场上，大家团团地围着毛主席。主席说： “抗大三期的同学要毕业了，军委直属单位也有一些同志要到前方工作，我今天来给你们上一课。课题是：古有鲁智深，今有聂荣臻。 ‘水浒’上鲁智深曾经大闹五台山，今天聂荣臻同志也在大闹五台山。他率领八路军一部分队伍，在那里建立了第一块抗日根据地。他比鲁智深厉害得多呢!老百姓说，聂司令下一道命令，平汉路、同蒲路上的火车就开不动了。”主席接下去教导我们说：到敌后去抗战，就要学聂荣臻同志，就要象下围棋一样，先做好“眼”。我们党要在敌后建立起星罗棋布的抗日根据地。主席还讲了太行山、吕粱山、大青山、沂蒙山、大别山、洪泽湖、太湖、茅山、四明山、天目山等地是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最理想的所在，鼓励大家要不畏困难，不惧艰险。如今，我想起主席这些话，顿时感到有了力量，增加了勇气，想到华北、江北我们一块块根据地，想到战斗在那里的同志们，我站立起来，在月色中，坚强地向山下走去… 忍饥耐饿，不停地向前走。逃过反动派的搜捕，一天黄昏，来到了一座山下的小村旁。出人意外的高兴，在这儿碰上了机要秘书顾雪卿同志。两个人悲喜交加，拥抱在一块，几乎是同声地说： “到江北去!”我们手扯着手，摸到一家茅草屋门口，轻轻地拍了几下门。 “这里没有新四军！”一个老大爷的声音， “保长刚刚来查过，你们又来干什么?” “我们不是查夜的!”我轻声地说，老大爷，开开门吧!我们是从山上下来的!我们是自己人……” 房门开了。老大爷披着件破棉袄，端着盏小油灯，从上到下把我们照了一遍，惊讶地叫了一声： “新四军同志，你们……”话没出口，叹了口气，拉我们坐到铺上。 老人家听我们说几天没吃饭了，一面叫他睡在床上的儿子起来弄饭，一面又耽心地说： “同志，你们快点吃了饭走吧，刚才保长带了三个人，提着马灯挨门挨户查，还说见到新四军要向他们报告。”说着指指他儿子端出的饭莱：一盘包米做的大饼，一盘霉豆付，说：“唉!这个年头，没有好吃的，你们委屈些吧!” 我们边吃边向老人说，反动派查得很紧，要求老人家帮我们换两套便衣。老人沉思了半天，为难地说，他家各人的衣裳全部穿在身上，实在没有多余的。我看他有两个儿子，个儿和我们差不多，就说： “把你家这两位老弟的衣服脱给我们，我们留给你一些钱，明天烦你老人家出去再替他们买两套衣服吧!” 老人思谋了片刻，也认为眼前只有这条办法了。可是他又耽心地说：“保长天天叫去出差，明天一早要叫出差去不好办啊!”是啊，这又怎么办呢?正在为难，只听老汉的大儿子说：“爸爸，我们还是把衣服脱给这两位同志，要不，他们一步也走不出去。明天不定有差出，真的出要差，我们就躺在床上装病。”这青年人说着坐到铺上，把衣服脱给了我。他弟弟也仿照这个办法，拉起那床破被子裹着身子，把上衣、裤子全给了顾雪卿同志。 我们掏出足够买四套衣服的钱，给了老汉。老人说什么也不收这么多。我们塞给他，换了衣服，说了声：“大爷，我们永远忘不了你们！”然后向门外走去。只听那兄弟俩在铺上说； “同志，我们不能送了，你们要小心!” 走出老汉的家，我们俩心情都很激动，虽然彼此没说出口，两个人都有这样的想法：人民群众和我们一条心，我们依靠群众，一定能冲出重围，找到党，找到自己的队伍。 不幸的是，走到青弋江一条支流过渡的时候，碰上一群国民党军队，我和顾雪卿同志又被冲散了。接连跑了三个村庄，也没找到他。 青弋江两岸，国民党军队警戒森严，没法通过。我辗转到了泾县二十里铺，小街上挤满着国民党军。我在街外一个小摊前停住，想买些麻饼之类的食物。卖东西的青年妇女，仔细地打量我一番，低声说： “快，到屋里去。”我随她进了草房，她闩住门，对我说：“从这里到泾县一带，都是五十二师的宪兵队和便衣，现在到处封锁，寸步难行，快从我这房子后面的稻田向北走，那里有只小船。，’我又惊又喜地问：“你是组织上布置的?“她不答复，塞给我一筒麻饼和一瓢花生，又催了一句： “快走!保重!”不必多问了，我接了东西，扔了十块钱在她桌上，顺她指给的路，迅速地向北走去。 快到渡口了，路旁歇着一个挑担子的人，突然向我叫了一声；“这不是曹科长吗?”抢上来拉住我的手。我立刻认出来，是小岭造宣纸的工人张大哥。我们在云岭驻防时，他常到那里收买稻草，元旦那天还和我们一块吃过饭。现在他正挑着两捆稻草，要过江去。他看我谈吐不大自然，拍拍胸口说： “科长，你还信不过我吗，请放心，渡口上没了反动派，走，我们一起走。”说着挑起稻草挑子，同我一块向渡口走去。他走着，气愤地骂着：“顽固军该死，该死，他们有种去打日本，为什么丧尽天良打我们新四军！”直到我提醒他小点声，他才缓了口气，低声说： “新四军的同志从这里渡过去很多。大前天晚上，傅司令(指傅秋涛同志)带了几百人从这里过去，还在对面山上打了一仗，把一群反动派全打坍了!” 听他说有很多同志过去了，心里一阵温暖，立刻就想到顾雪卿同志。他也过去了吗?他现在哪儿? 真真的巧，一到渡口，在许多等船的人中，突然看见老顾了。他笑逐颜开地“嗳”了一声，怕被旁人发觉，又把头低下去了。一天来我心里象吊着一块石头，总算放下了。 下了渡船，我向工人老张点了下头，表示再见，然后和老顾一前一后，走向一个岔路，看看四周没人了，他才一下抓住我的手，说了一句：“我们又在一起了!” 两个人道了一番分手后的经历，便决定到前面小岭街上找些东西吃。于是，我们俩大模大样地走进了一个茶馆。一个小跑堂的，问我们要什么。我说要两碗汤面，有什么莱炒两个也可以。他又问要不要烧卖，我说不要。小跑堂的大概发现我们不象吃客，翻起眼皮直打量我们。老顾怕他识破，就摆出吃客的样子说： “有烧卖吗?拿来吧!”两盘烧卖端上来，我刚吃了一个，小跑堂的进来，低声说： “你们快走，泾县县长带着二十几个人进街来了。前门出不去了，我给开后门。”他生怕我们不了解他，又急促地说了句：“我认得出，你们是新四军同志，快，快……” 还有什么话好说呢，我们只向这个小同志说了声谢谢，就走出了茶馆的后门。登上山顶，只见一群穿黄军装的反动军进了小岭街。老顾感慨地说： “我永远不会忘记茶馆的小鬼!” 是的，我们不会忘记他们，不会忘记突围以来一路上帮助我们、掩护我们的人民群众。 三 走一关，又一关，翻一山，又一山。我们俩象鱼儿游入大海，在群众的掩护下，这一天，终于来到了长江边上的一个小山村。摸黑又拍开了一家房门。小草房里，住着老两口。我们想问一下突围同志走的去向，可是那老汉一字不吐，总是摇头说不知道。当我们说是新四军时，老汉、老妈妈说话的口气变了。把家里仅有的一块腊肉，拿出来炖给我们吃。老汉怕我们不是新四军，仍闭口不谈新四军的行动方向，只是老妈妈忍不住吐露了一句，说她女婿和儿子都当新四军。新四军在哪里，她望望老汉，又不肯说了。 第二天早晨，我们告别二位老人出门的时候，老汉送到门口，才指指一架山说： “孩子，你们从那里爬山，翻过山去就好了!” 老人最后这两句话，给了我们希望，我们揣摸着这两句话，飞快地向山顶上跑去。 到达山顶，只是滔滔长江，象飘带一样环绕在山下十余里的丘陵中。我们俩高兴地呼叫起来：长江，长江!只要渡过长江，就回到我们部队了。我们新四军挺进游击纵队，就在巢县、无为一带。 怎么能渡过江去呢?决定先到山下小山村里侦察一番。来到村边，我叫老顾隐蔽在村外，一个人悄悄向村里走去。突然，一个背枪的士兵走出来。糟糕，又碰上敌人了。跑已经来不及啦，我迅速躲到一堆小树丛里。那个士兵走着，走着，轻轻唱起歌来： “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这歌声，立时象电流一般，透入了我的身心。“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这样叫着，不顾一切冲出小树丛，高声地接着那个同志的歌声唱起来：“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 “哪一部分的?”那个背枪同志向我问了一句。 “ 军部的！你们是哪部分?” “三团！” 三团，我们的三团。我高兴得眼泪直流，反过脸去向村外大声叫起来；“老顾!顾雪卿同志，快来啊!三团，我们的三团……”老顾连跑带跳扑进村来! 那个战士引着我们来到了营部。营长不是别人，正是袁大鹏同志。一九三八年四月，我们是一同从延安调到新四军来的。老战友在患难中重逢，格外亲呢。他告诉我们说，特务团也有一个营突出来了，团政治委员张闯初同志，就住在前面一个村里。当我们吃过饭，走进特务团同志们的驻村时，村里又传出了熟悉的歌声；“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 当晚，我们几个团营干部在一块开了会，决定暂在长江南岸铜陵、繁昌地区开展游击战争，继续收容皖南突围出来的同志，相机渡长江北上，到皖中与挺进游击纵队会合。 我们两个营四个多连，在日伪顽三面夹击中，坚持斗争了一个月，终于胜利地渡过了长江。在无为县境遇到了曾希圣同志和我军挺进纵队的孙仲德司令。当时军部指派曾希圣同志负责收容皖南突围的部队及零星人员，并筹划组建新四军第七师。我们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开始了新的工作。 国民党反动派企图把我们一网打尽，日寇也在长江沿岸加紧配合，进行封江。然而，他们的梦想没有实现。许许多多突围出来的同志，历尽千辛万苦，来到了江北。我们的部队一天天在扩大。 为了很快和江北指挥部取得联络，我们把突围出来的十几个电台工作人员组织起来，利用收音机零件，日夜赶制出一部电台，同志们兴奋地说： “我们就要和上级取得联系了!” “哎呀，哪里有密码和呼号呢?”一个同志发愁地问。 这个我早已心中有数了。当皖南突围那天，电台全部破坏的时候，我就把延安和陈毅、张云逸两个指挥部的电台呼号等通信联络规定，用笔写在两条大腿上和衬衣袖筒里了。经过许多天的奔波，大腿上的字迹虽然磨光了，可是写在衬衣袖筒里的还在。同时我们脑子里还有一本密码，它更是不会丢失的。电台架起来，很快就叫通了。 次日下午，我们收到了一份电报，是江北指挥部转来的刘少奇和陈毅两位首长从苏北盐城新军部发来的慰勉电。电稿从这个干部手里，传到那个干部手里。曾希圣同志并把电文传达给每个突围出来的同志。它鼓舞着大家，激励着大家，使我们更加坚强地站立起来，投入了新的伟大的敌后斗争。 不久以后，我们的新四军又编起了七个师，在新军部的领导下，沿着党中央毛主席规定的正确路线，继续战斗在江、淮、河、汉广大的土地上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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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16960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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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无线电通信队曹丹辉
在第一次反“围剿”的龙冈战斗中，红军第一次缴到了敌人的无线电台。但是，当时工农出身的红军战士，没有见过这个玩意儿，看见一个匣子里面有几个灯泡，不知干什么用的，他们在仇恨反动派的情绪下，把缴获到的发报机、充电器、蓄电池和电动马达全给砸坏了，只剩下一架收报机没有砸坏，这只能是半部电台。这架收报机被打扫战场的部队上缴给了红军总部，总部把这部电台看得十分宝贵，立即发出通报：“在以后的战斗中，凡是缴到不认识的战利，要一律妥为上交，不得破坏……。” 龙冈大捷之后，红军迅速东进。1931年1月1日，毛委员和朱总司令来到宁都大沽的南林山时，就在这一天的午前10点发出了“红军第一方面军胜字第一号，进攻潭道源师的命令”。在命令的最后特别加上了一条注意事项：“胜利后须注意收缴敌人无线电台，不准破坏，并须收集整个机器及无线电机务员、报务员。” 张辉瓒师大败，吓得谭道源屁滚尿流，于2日早晨就仓皇想东韶逃跑。红军就乘胜追击谭师，晚上由朱总司令和毛委员在小布发布了“红军第一方面军胜字第二号，进攻东韶之敌的命令”。在命令的注意事项中又加了一条：“要注意收缴敌人的无线电台，不得破坏。” 这些通报、命令引起各部队的重视。在东韶痛击谭师的战斗中，又缴到了一部电台。这一次，完整无损地保存下来了。这样，红军就有了一部半电台。龙冈战斗中所俘获的6名无线电技术员也送到驻在小布的红军总部。 为了建设红军的无线电通信事业，红军总部决定建立无线电通信队，培养训练无线电技术人员，于1月上旬发出通知，要求各军立即抽调立场坚定、有些文化、身体健康的优秀青年干部到总部学习。 1月8日，天下着濛濛细雨，当时我们部队驻在宁都城，师部首长粟裕、高自力、唐天际告诉我，军党委已决定派我去总部学习无线电，瞩我好好学习。师首长一再说：“党和上级把这个光荣任务交给了你，这是对你的信任……。”我听了真高兴，可是心里有点害怕：我这个16岁的小学生能学得好吗？不管它，去，坚决地去，有什么困难能挡住共产党员！一定要把这门新技术学到手。 当天下午，我就收拾好了非常简单的行李。 9日下午，我就安全到达小布，来到赤坎龚家祠总部报到，参谋处长郭化若同志同我进行了简单的谈话之后，即介绍到无线电通信队去了。无线电通信队也驻在小布赤坎陈家土楼，东边靠近总前委驻地，西边靠近朱总司令住地，北边是总部和总部其他机关所在地。当天晚上，我们12名同志都到齐了，相互作了自我介绍，我是江西南康县唐江镇人，其余11位是：太和县的胡立教，湖南省的钟正一，福建长汀的李立田，还有邵东怀、骆炳林、吴茂林、周淼、肖英、温诤、李赤华（女）、李建华（女），两位女同志都是江西高安县人。 我们的队长是王诤，前任政委是冯文彬。起初，我们训练班叫学生排，有18人（12个学生加上6个原有的报务员），分两个班，建立了党、团支部，党团员分开过组织生活。我是党支部的青年委员。有一个监护排24人，另有4个通讯员，运输排40人，分三班，当时袁光同志是监护排的负责人。记得开初的时候，康克清、贺子珍、钟佩兰都参加过无线电活动，不久，她们都调离了。 1931年1月11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开学典礼，就在宁都小布陈家土楼的上厅举行了。朱云卿、郭化若、李井泉、左权、杨立三等总部领导和同志都参加了。朱总司令亲自参加并讲了话，在讲话中强调：在建设红军无线电事业中，要不怕困难。他说：“在红军的字典里没有‘困难’两个字的。”最后朱总司令语重心长地说：“无线电技术是要大发展的，你们要发挥尖兵作用，将来革命胜利了，掌管全国无线电事业的担子就落在你们肩上。”说得我们又兴奋又感到肩负的任务艰巨。 开学后不久，毛泽东同志亲自给我们上政治课。毛泽东同志首先讲了革命的必然性。他说：“革命是不可阻挡的，必然要发展的。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是无法阻止的。工人、农民要起来革命，反动派是无法阻止的。国民党并不可怕，蒋介石兵多没有什么了不起。历史上的赤壁之战都是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例。我们是一定要、也一定能打败敌人的，因为老百姓反对他们，拥护我们……。” 毛泽东同志还生动形象而深刻地指出：“无线电通信是我们的千里眼、顺风耳，它可以帮助我们调动部队，做到随时撒得开，又收得拢……。” 我们的学习条件很差，没有电键供我们学发报，就请赤坎的王铁匠打了几把土造电键，但还是不够，大家只好用自己的左手大拇指当电键来练习。没有振荡器，就由教员念电码来练习抄报。抄报纸两面都写满了，就用橡皮擦干净了再用，直到纸片破烂不堪，不能再用为止。铅笔用到手指头捏不住了，就套小竹管继续使用。没有汽油充电，就用煤油代替，但煤油也不足了，其他部门的同志把办公点灯用的煤油节省下来支援我们。电池用完了，就去收集同志们手电筒里用过的电池。 几位老报务员、机务员比我们更辛苦，更紧张。他们一方面教我们训练班的学员学习，一方面轮流侦听敌人的消息。 电台建立之后，因为只有一部半，不能进行两地通信联络，主要工作任务是抄收新闻和侦听敌人的无线电通信消息。当时王诤、刘寅同志轮流抄收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的电信，朱总司令和其他总部同志都经常来听新闻，并称赞说：“太好了、太好了，这是没有报纸的报纸。” 我们摸清了敌人电台活动的一条规律：敌人的电台每到一地开始联络时，都要先后呼叫“A、R、C”，即问你在何处？以确定先收录谁的电报，对方在回答何处的地名时，也是用明语的，这样就等于向我们报告了敌军的行动和部署。 4月，无线电队随总部迁到青塘。一天晚上，朱总司令和郭化若同志带着三位陌生的同志来到无线电通信队，我们正好集中在开会，朱总司令对大家说：“这三位同志叫伍云甫、曾三、涂作潮，是上海中央派来的无线电技术人才，来帮助我们办无线电事业的”总司令的话音刚落，大家就响起了一阵掌声和笑声，表示热烈欢迎。 我还记得在小布、黄陂的时候，朱德同志差不多天天晚上都来给我们讲故事，讲革命道理，一讲就是一两个小时。在青塘，他还天天到部队和农村去了解情况和检查工作。当时我们通信队员出现了一些不团结和不能正确对待分工的问题，认为搞技术有奔头，搞政治差不多，搞后勤工作没出息。朱总司令就跟我们促膝谈心说：“毛委员说你们是千里眼、顺风耳，是指整个无线电通信队，不是指你们哪一个人，你哪一个人还当得了红军的千里眼、顺风耳呀！你搞报务的，没有机务给你修机，你怎么能搞报务，如果没有炊事员给你们做饭吃，饿着肚子搞报务、机务行吗？” 朱总司令又语重心长地说：“不论搞哪一项工作，都是重要的，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没有什么有出息与无出息之分。分工不是分家，要互相支持，互相帮助，互相学习。要讲团结，团结起来才能办好事情。大家看，一只筷子一折就断了，10只筷子就要费好大的力气了，如果50只、100只筷子，就不容易折断了。这就是团结的力量。有不团结的时候，就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你们当党员的，当领导的，要以身作则，严格要求自己，要起模范带头作用……。”总司令总是这样亲切而耐心地教育我们。 第二天起，除留开机值班的以外，训练班的学员和其他同志都安排半天学习或工作，半天深入农村作社会调查。朱总司令和我们在一起，戴着斗笠，穿着草鞋，步行到5华里外的青塘石灰乡参加社会调查。 我们的生活很艰苦，每人每天只有3分钱的菜金，只够买点油盐，根本吃不上菜，大家都利用课余时间上山拔野笋和挖野薯来当菜吃。口粮也十分紧，每人每天只有一斤糙米，掺上黑豆煮成饭，吃起来发苦。由于没有被子，经常钻草窝睡觉。也没有换洗的衣服，大家身上都生满了虱子。 来到无线电通信队已经有4个月了，在党和总部首长的关怀和鼓励下，我们终于战胜了各种困难，初步学会了无线电技术。 在总部首长的亲切关怀下，红军利用反“围剿”中不断缴获的电台，从无到有地建立了自己的无线电通信网。6月，红军总部在建宁建立了无线电总队，伍云甫同志任政委，王诤同志任总队长，总队之下，除有一部侦察台外，共建立了五个分队，保障了总部同各军军团和后方的无线电通信，为以后胜利地粉碎敌人的“围剿”提供了有力的保证。因为有了公秉藩师部的那个功率为100瓦的电台，江西苏区中央局同上海党中央沟通了较远距离的无线电通信。这年11月，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王诤同志当代表出席了会议，被授予一枚三等红星奖章。这是我们红色通信战士荣获的第一枚奖章，是对无线电战士一年战斗成绩的有力鼓励和充分肯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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