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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详细披露了中国著名学者梁漱溟和毛泽东等不少重要历史人物几十年鲜为人知的交往秘闻，从中可以领略新中国历史演进的脉络和同时代中国文化人追求真理的坚韧性。）

1988年6月23日，95岁的梁漱溟先生逝世了。
梁漱溟先生是中国20世纪著名的学者、思想家、社会活动家和文化名人。他与中国不少重要人物有过接触。他接待过孙中山，与蒋介石面对面地讲过问题，与毛泽东也进行过多次交谈和辩论。还与蔡元培、胡适、陈独秀、李大钊、章士钊、沈钧儒、李宗仁、李济深及韩复榘等打过交道。他早年曾信仰社会主义，后来转而相信格伯森生命哲学，之后崇尚印度佛学，最后回归到中国孔学。
与毛长叙 融洽尖锐
对这样的一位人士如何盖棺定论，引起世人瞩目。特别是梁漱溟1953年和毛泽东吵架的事传扬天下，毛选上又有批判他的文章，海内外各界人士包括一部分领导干部更为关注。其实，梁漱溟和中共及毛泽东的历史渊源很深，有着复杂的情结。
早在20世纪初于北京大学时，梁漱溟与中共创始人之一的陈独秀、李大钊是同事、朋友。李大钊牺牲后梁漱溟出钱出力收殓大钊先生遗体。1938年1月，梁访问延安，住了16天，每隔一天与毛泽东会谈一次，曾谈过两个通宵；1946年8月，他第二次访问延安，住了10天，几乎天天同毛泽东见面谈话。之后，他以“第三方面”资格“调停”国共战争，与周恩来等有较多联系。
参与国共军事调停的梁漱溟曾惊叹：“一夜醒来，和平已经死了！”加上他提出的“第三方案”不利于时局的发展，曾受到周恩来的谴责。梁漱溟带着负疚的心情辞掉民盟秘书长职务，远避重庆举办“勉仁书院”，潜心研究现代中国政治问题。而研究此问题，自然离不开国、共及蒋介石与毛泽东。在1946年8月13日他到达延安的当天，一连说了3个“没有办法”：“蒋介石这个人没有办法；我对蒋介石没有办法；蒋介石不死，中国没有办法。”1949年1月6日，他致信毛泽东，表明他在为“建造新中国”而致力于中国文化研究，并说已完成了《中国文化要义》一书；将再用半年至一年时间写出《现代中国政治问题研究》。信中强调：建造新中国，“其事致远且大，贵乎有眼光，而甚忌操切”，“今后数年内漱对国事将守定‘只在发言，不在行动；只是个人，不在组织之原则’。”同年2月7日，他致信叶剑英、徐冰：“北平和平解放，全国同庆，弟未得身预欢迎行列，仅此奉书申贺，并转向二公致其欢呼！”
三点提醒 首先对毛
1950年1月，梁漱溟应毛泽东、周恩来邀请到了北京。3月10日，毛泽东、周恩来自莫斯科回抵北京，梁漱溟到车站迎接，他站在欢迎队伍的前列，毛泽东一眼就见到，高兴地大声说：“梁先生您到北京了，我们又见面了，您身体可好、家眷都来了吗？改日到我家作客、长谈，再来一个通宵也可成！”3月11日为毛泽东、周恩来访苏成功举办盛大宴会，毛泽东走到梁的座席边，见他吃素、不饮酒，笑着说：“梁先生坚持吃素，清心寡欲，定能长寿！”当场约定次日请梁先生到中南海颐年堂作客。3月12日梁漱溟按时到了毛泽东住所，共进晚餐。席间，毛泽东请梁先生参加政府工作，梁漱溟内心深处对新中国政权能否巩固、达到长治久安还有疑虑，不便说出，只想如国内再起狼烟，他还可出面奔波，调停战争。他说：“主席，像我这样的人，如果摆到政府外边，不是更好吗？”他还说：“我到京两个月来，我感觉到近百年来患难中的中国民族可能由中国共产党而开出生机来，但这不过是种感觉，尚未成为一种确切的认识，所以想到国内各地走一走，仔细观察思考一番。”毛泽东建议他到山东、河南及东北老解放区去看看。
毛、梁的这次交谈，虽然时间很长，但气氛上、内容上都不如1938年1月那么融洽、尖锐。事后，梁漱溟对人说：“彼此都很将就，像是喝了一碗不冷不热的汤。”而梁漱溟还是说出了自己的“心志”。他说：“全国统一局面已达95%，我们要完成它，并且把它稳定下来，此事人人有责，我也愿尽一份之力。但各人尽力之处不必同，有人也许以参加政府作为他的一种尽力；我却不是，我的尽力主要在帮助国人，特别是帮助中国共产党去认识老中国。‘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这是我多年来的一句口号。从1922年《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出版到最近《中国文化要义》出版，我用心于此研究已整整30年，而且今后誓以毕生精力从事于此。这是我自己的一面说。再说是，对国人特别是居领导地位的共产党来说，我愿提醒三点：一、治天下比打天下难；二、此世界稀有之老大民族传统文化在他身上有着深厚势力，而一时外来观念则所入甚浅；三、你对付任何事物，都必从了解它、认识它入手，何况今天担当了这个治国建国的绝重责任。因此，建议中国共产党机构内（或国家机构内）成立一个文化比较研究机构，而特别着重于老中国之认识，我本人及我的少数朋友可以参加或‘当顾问’”。
梁先生的这三点，是对中共的“提醒”。他说的“外来观念”自然包括了马列主义；他说的“少数朋友”是指张东荪、冯友兰等教授。半世纪后的今天，再来回味梁漱溟的“三点提醒”，仍可品出他“致远且大”的眼光。当时毛泽东主要对梁做统战工作，对其建议没有放在心上，第二次谈话时，则明确表示，不同意梁关于成立文化研究机构的意见。
目睹变化 反省自己
1950年9月下旬，梁漱溟在河南、平原、山东及东北城乡参观考察了5个月后回到北京，9月23日毛泽东约请谈话，一进门毛主席就招呼上菜吃饭，恰好那天梁另有约会已吃饭，老朋友了，就没有再客套，毛泽东自己吃饭。毛泽东听他谈外出的观感，联想到梁对中国农村问题的固有看法，感到这位老先生的思想在变，因而建议他再去南方考察。当天梁没有接受，说要休息一段。毛也没有勉强。话题又转到住房上，毛泽东问他的居住情况，梁说现在住在西城区辟才胡同南宽街一亲戚处，不是独院。毛泽东说，为使你生活写作更清静些，已让人安排你在颐和园里边暂住，您就在家里等讯吧。不久中央统战部徐冰副部长派人接梁先生住进颐和园石舫附近的一座小四合院，他在这座清雅精致的小院里住了两年后，搬到积水潭边的小铜进一号定居。
1951年春，土地改革运动在全国展开，毛泽东动员民主人士参加土改。梁漱溟当年5月中旬报名参加了章乃器为团长的四川土改工作团。直到8月30日才返京，历时4个月。这年9月3日，即梁漱溟回京后的第4天，毛泽东就邀梁漱溟晤谈。梁一进颐年堂，毛泽东就说土改团总的情况刚才章乃器讲过了，我们不用多说，对土改、对四川您个人印象如何？随便聊聊。梁说：“我亲眼看到贫苦农民对土地的渴望和要求，土地改革是得人心之举，很必要，也很及时。但毛病不是没有，我亲眼看到在斗争会上打人很凶，有一对地主夫妇因为受到体罚，一同跳河自杀。这个问题应引起注意，不然，地主感到自己没有活路，不是反抗，就是自杀，那都不好。”谈到对四川印象时，梁说“解放不过两年，四川出现这样安定的形势，不容易！解放前我在四川若干年，那是一个很混乱、很复杂的地方，变化这么快，出乎意外。”说到四川变化，梁先生特别强调“刘（伯承）、邓（小平）治理有方”，“邓小平年轻能干，所见所闻，印象深刻。”毛泽东说：“梁先生看得蛮准，不论政治，还是军事，论文论武，邓小平都是一把好手。”
经过5个月的参观，4个月的土改，梁漱溟亲眼见到了新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他回想1938年1月同毛泽东通宵达旦地争论，开始反省自己以往的主张和“路向”的错误。原来他认为，中国社会是“伦理本位，职业分途”，阶级分化和对立不鲜明、不强烈、不固定，因而阶级斗争学说不适用中国。他曾明确表示，对中国共产党“同情它的革命要求，而怀疑或不同意它的行动路线。”1951年梁漱溟发表“两年来我有了哪些转变”一文，认为“一个全国统一稳定的政权竟从阶级斗争中而建立，而屹立在世界的东方。3年来整个中国有了很大转变，不但是面貌一新、气象不同，而且几乎每个角落的人，彼此相互影响，从内心也都起了变化。”随后他写了《何以我终于落归改良主义》一书（未刊）。在检讨自己改良主义的错误之后，表示“今后跟定了中国共产党！”
互有批评 却未相忘
1952年8月7日，毛泽东在菊香书屋约梁漱溟叙谈。事后梁漱溟对友人说“自四川来京，这是毛主席第四次约我谈话，这一次谈得最好，毛主席也说‘这次谈得很好’”。梁漱溟对毛泽东谈了些什么，不得而知。据梁漱溟说：“毛主席这次对我主要谈了三点。第一，毛主席说人民不要求我检讨，因此检讨的文章可写可不写，写了也不一定发表；第二，毛主席说我的缺点是不爱说反帝反封建的话，……第三，毛主席说，从这篇文章（指《何以我终于落归改良主义》），可以看出我是比以前接近实际了。”此外，毛主席并说“我的思想方法应该更新”，还给我讲了一段实践论。
不久，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开始，梁漱溟的大名就在报刊上频频出现，他同胡适一样，是批判的靶子。但同时，他又是毛泽东颐年堂的常客之一，而且他还不时有书信呈进。现在看来，当年毛泽东是把梁漱溟作为团结改造旧知识分子的代表进行耐心工作的。而梁漱溟这位被举港台某些人认为“当今唐吉诃德”的知识分子，却多少有点以“国师”自居的劲头。他多次向毛泽东、周恩来、刘小奇提出：建设新中国，必须认识老中国，我可以帮助你们认识旧中国。他建议成立相应机构的事，周恩来曾要他提具体方案。毛泽东的国学根底极深，对旧中国有透彻了解，他不理会梁的建议，并直言告诉他“不同意成立文化研究所”。“文革”之后，梁先生创办“中国文化书院”，大概就是他20世纪50年代初设想的那个相应机构。
由于毛泽东、梁漱溟太熟了，交往太多了，在1953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扩大会议上，梁漱溟没有把毛泽东看成国家领袖，不顾九五之尊，当众与之冲撞，两个发生激烈的甚至粗暴的论战，而至感情失和。自此后，他们再没见过面，更没有朋友式的交谈，颐年堂不再见梁漱溟的身影。但是，彼此没有相忘，也可谓“不思量、自难忘”。毛泽东早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时，就认识了梁漱溟，那时梁漱溟去杨怀忠先生家拜访请教，成为杨老先生的忘年交。而毛泽东作为杨昌济先生未来的女婿，正住在杨家，梁先生来时，毛泽东临时当“门童”，开门接待。1938年梁先生到延安时，毛泽东向他讲述了这段前缘。梁漱溟在毛泽东逝世5年之后的1981年12月，在香港《百姓》上发表《试说毛泽东晚年许多过错的根源》一文中还说：“从建党、建军、建国以来的毛泽东其一生功大于过，这是不争之论。他的过错多在晚年，亦是众目共睹的。”而过错的“根源”，“就是他既在思想言论上过分强调阶级斗争，更以不可抗拒的权威厉行之，以致造成不少灾难和罪恶，令人痛心，长叹息！”
人无完人 毛思念梁
1957年春天，毛泽东说：“苏共‘二十大’的台风一刮，中国也有些蚂蚁出洞”。他估计这些“蚂蚁”中必有梁漱溟，因而他对省市委书记们说，梁漱溟那一类人，“他们有屁就让他们放，放出来有利”。社会上也有人估计梁先生对毛泽东有一肚子的牢骚，极力挑动他“鸣放”。但在那“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的大鸣大放中，梁漱溟不仅纹丝不动，反而失声痛哭，搞得采访他的记者不知所措。梁认为自己1953年狂妄自大、目中无人，不顾主席情面，当众顶撞，逼得他言语失控，无法宽恕。1977年“毛选”第五卷出版时，梁给统战部负责人写了一封信，提到1953年“冒犯毛主席、无可原恕，事过20余年每一念及，负疚于衷，今日只有敬领训斥，好好学习……”。1957年政治风波中梁漱溟的表现，出乎毛泽东的意料之外，自此后，毛泽东再没有指名道姓批判过梁先生。到了晚年毛泽东也未能忘却梁漱溟。1975年国庆，有一批“文革”中被打倒“靠边站”的老干部、老教授、民主人士出席了国宴，有关方面将他们的雀跃之情简报了毛泽东。毛泽东批示：“金无足亦，人无完人。如周扬、夏衍、章乃器、梁漱溟参加就更好了。如鲁迅还在，他也不会同意把夏衍、周扬关这么久”。毛泽东以“人无完人”的视角体谅和思念梁先生这位老朋友。
1964年、1974年和1978年，梁漱溟在全国政协学习小组上受到三次批判。到了1980年，主持政协日常工作的副主席兼秘书长刘澜涛，提请中央统战部研究室对这三次批判认真研究，“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哪些批判得对，哪些批判得不对，应该清楚”。当年11月，统战部研究室致信刘澜涛，认为：一、梁的三次发言内容都不存在反党反社会主义、攻击毛主席和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扣上这些帽子是错误的；二、梁的言论中有不少好的见解，切中时弊，但都被作为反动言论批了；三、梁的言论中也有些错误观点，这些观点是在学习会上公开提出的，本来应该通过学习、讨论来解决的。我们不能要求所有的人的意见都正确。有错误观点允许保留，不能压服。由此可见，到20世纪80年代初，对梁漱溟的评价已初步形成。

梁漱溟与毛泽东的交往 
http://news.xinhuanet.com/theory/2007-11/13/content_7057474.htm
　来源：文汇报 



    在北京豆腐池胡同杨怀中寓所，常常给来访的梁漱溟开门的，是一位高个子的湖南青年。1938年，当梁漱溟只身赴延安，与毛泽东见面的时候，毛第一句话就说：“梁先生，我们早就见过面了，民国七年（1918年），在北京大学，那时您是大学讲师，我是小小图书管理员。您常来豆腐池胡同杨怀中先生家串门，总是我开的大门……
”   

　　毛泽东惊人的记忆力，唤起了梁漱溟脑海中20年前的往事   

    在1953年之前的30多年间，梁漱溟与毛泽东之间有多次不广为人知的重要交往，其中有1918年间在北京地安门鼓楼大街豆腐池胡同杨怀中家的相遇；1938年初，梁漱溟一赴延安与毛泽东彻底长谈；1946年，梁漱溟二赴延安与毛泽东等十名中共领袖坦率地讲叙自己对国内实现和平后的政见；1950年初梁漱溟由四川进北京后，成为中南海的座上客，毛泽东曾多次找他长谈……   

    远在清朝末年，梁漱溟原名梁焕鼎，居家北京城内崇文门英子胡同。他自幼对哲学兴趣颇大，人生问题与中国问题常在他心中盘旋。辛亥年，他加入京津同盟会。民国后，他担任《民国报》记者。南北统一政府时，他与沈钧儒一起任司法总长张耀曾的秘书，其间仍自学哲学，特别是佛学，由浅及深，确有所得。这时候，他的本家兄长梁焕奎有一位知交，名叫杨怀中，湖南人，常来梁漱溟家。一来二去，特别是在交谈中。梁漱溟得知杨怀中是对哲学研究有素的专门家，且在北京大学任教，就常常向杨讨教，纵谈哲学问题，彼此逐渐相熟。民国六年（1917年），梁漱溟应蔡元培先生之聘，到北京大学教授印度哲学。虽然年龄相差甚大，梁同杨竟成为北大哲学系的同事，又成为忘年之交。   

    时至民国七年（1918年）初，梁漱溟先生每每晚间到杨怀中先生家，常有一位高个子的湖南青年开大门，彼此相视点头，寒暄几句，并不互报姓名。梁漱溟进客厅自与杨怀中交谈，这青年却从不加入。梁漱溟心想，这青年准是杨怀中先生的湖南亲友或同乡，从没有问过。后来，杨先生告诉他，这位青年是他在湖南第一师范的学生，有才有为，到北京找老师来的。经杨向蔡元培校长的推荐，给这位青年在北京大学图书馆谋到月薪仅八块大洋的小差事，白天在北大上班兼学习，晚间回杨家住宿。杨先生曾同时告诉梁，这位青年叫什么名字，但梁并没有记住。   

    这位青年就是毛泽东。当梁漱溟先生1938年初只身赴延安，与毛泽东见面的时候，毛第一句话就说：“梁先生，我们早就见过面了，您还记不记得？民国七年（1918年），在北京大学，那时您是大学讲师，我是小小图书管理员。您常来豆腐池胡同杨怀中先生家串门，总是我开的大门。后来杨怀中先生病故，我也成了杨家的女婿。”毛泽东惊人的记忆力，唤起了梁漱溟深藏在脑海中20年前的往事。他只是吃惊地向毛泽东频频点头，连声说：“是的。好记忆，有这事，有这事。”   

    在延安，毛泽东与梁漱溟两次彻夜长谈，欲罢而不能
   
    1937年“七七事变”。抗战全面爆发。梁漱溟在山东搞了历时7年的乡村建设工作自然也搞不下去了。不久“八一三”上海抗战爆发，梁漱溟在山东济宁接到老朋友张群先生转来的蒋介石邀梁去南京的电报。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答应了张学良、杨虎城和周恩来等人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于是就邀集了一些社会各界有代表性的人物到南京，在所谓“最高国务会议”之内，成立了一个咨询性质的机构叫“参议会”。梁漱溟是作为无党无派的社会贤达被邀请去参加“参议会”的。国民党军队“八一三”失利，国民党政府搬到武汉，梁漱溟作为特邀的“参议员”（后为“参政员”）也随即到了武汉。

    沿途所见，一幅流离失所、争相逃难的景象，特别是一些国民党大员，丢弃大片国土，不战而逃。梁漱溟对此大失所望，对抗战的前途也很是悲观。国民党方面令人失望了，共产党方面又怎么样呢？俗话说，百闻不如一见，于是梁漱溟产生了去延安会见毛泽东的念头。
   
    梁漱溟到达延安，接待他的是中共总书记张闻天。经张的介绍，梁才知道毛泽东是中共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主席。张说，毛的习惯是白天休息，夜间办公，谈话也安排在夜间。
   
    头一天的谈话从下午六时至次日凌晨。时令正是冬天，延安气候严寒。六点钟天已擦黑，屋里掌了灯、谈话的地点在延安城内的一间瓦房里。
   
    梁漱溟开门见山地提出了抗日战争的前途问题。梁说，他对目前的抗战情况甚感失望，战场上中国军队节节败退，国民党方面上上下下缺乏信心，个人心中亦十分悲观。如此下去，中国的前途如何？中华民族会亡吗？梁表示这次来延安，就是向中共领袖讨教来的。
   
    毛泽东十分耐心地听完梁漱溟的叙述，才露出笑容，斩钉截铁地回答道：“梁先生，你所听到看到的若干情况，大体都是事实。但我的看法，中国的前途大可不必悲观，应该非常乐观！中华民族是不会亡的，最终中国必胜，日本必败，只能是这个结局，别的可能没有！”
   
    毛泽东一开头语气就这样肯定，神态这样坚决，很出乎梁漱溟的意外。接着，毛泽东十分详尽地、有声有色地分析了国内、国外，敌、我、友三方面力量的对比，强弱的转化，战争的性质，人民的力量，战争发展的几个阶段，等等，最后又回到中国必胜，日本必败的光明结局上。毛泽东讲得那样头头是道，入情入理，使梁漱溟打心眼里佩服。

    毛泽东话音刚落。梁漱溟即说：“毛先生，可以这样说，几年来对于抗战必胜，以至如何抗日，怎么发展，还没有人对我作过这样使我信服的谈话，也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文章。您今天的谈话使我豁然开朗，精神振奋！”“过奖了，过奖了，梁先生！”毛泽东连声说。
   
    梁漱溟心里不由得想起了蒋介石。蒋介石的讲话、文告，梁漱溟听过、看过多次，个别交谈也若干次了，从来没有像这一次毛泽东那样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和说服力。梁漱溟怎能想到，毛泽东这天所谈的“中国必胜、日本必败”的观点，即是不久完稿的《论持久战》一书的主要论点。正由于毛泽东《论持久战》这一力作的很快问世，就在更大的范围内一扫抗战前途悲观论、亡国论的观点。
   
    时间已到后半夜，毛泽东很客气地说：“梁先生，您旅途劳累了。您我今天不必熬通宵了，明天晚上再谈吧。”“好的，好的，”梁漱溟起身说：“我先送给您一本书，请您先翻翻，明天的谈话就从我这本书开始，好不好？”毛泽东接过一本厚厚的书，那是梁漱溟新出版的数十万字的著作，书名叫《乡村建设理论》。
   
    第二天的谈话，也是从下午六点开始，但一直谈到次日天明，整整一个通宵，欲罢而不能。这次谈话的内容是中国问题，即一旦抗战胜利，如何建设一个新的中国问题，梁漱溟和毛泽东分歧较大。
   
    谈话一开始，毛泽东就拿出梁漱溟昨日送的那本书，说：“大作拜读了，但看得不细，主要论点都看了。我还从大作中摘出一些结论性的话。概括地说，您的著作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分析有独到的见解，不少认识是对的，但您的主张总的说是走改良主义的路，不是革命的路。而我认为，改良主义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中国社会需要彻底的革命。革命怎样才能彻底，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理论，是对中国社会进行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分析、估计。从这一基本分析、估计而得出的力量对比出发，来确定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毛泽东十分详尽地分析了中国社会的特点，特别是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激化问题，并十分突出地强调其作用。而梁漱溟很不同意的正是这一点。梁当即争辩，说：“中国的社会与外国社会不同。在历史上，外国的中古社会，贵族与农民阶级对立鲜明，贵族兼地主，农民即农奴，贫富对立，贵贱悬殊。但中国的社会贫富贵贱不鲜明、不强烈、不固定，因此阶级分化和对立也不鲜明、不强烈、不固定。这种情况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一二千年，至今如此。根据这种分析，我提出了‘伦理本位’、‘职业分途’八个字……”
   
    毛泽东十分耐心地听完梁漱溟的长篇大论，然后心平气和地说：“中国社会有其特殊性，有自己的文化传统，有自己的伦理道德，梁先生强调这些也并没有错。但中国社会却同样有着与西方社会共同的一面，即阶级的对立、矛盾和斗争，这是决定社会前进最本质的东西。我以为梁先生是太看重了中国社会特殊性的一面，而忽略了决定着现代社会性质的共同性即一般性的一面。其理由我再申述之……”
   
    梁漱溟却不以为然，他十分断然地说：“毛先生，恰恰相反，我认为正是您的理论太着重了现代社会共同性即一般性的一面，而忽略了中国社会最基本、最重要的特殊性的一面。我们的分歧，正在这里。”两人都不断地、反复地申述自己的观点，相争不下，直至天明，谁也没有说服谁。

  十余年后，梁漱溟与毛泽东的争论有了结果
   
    在48年后的1986年秋天，已经93岁高龄的梁漱溟先生在回顾这次争论时，还心绪激动地说：现在回想起那场争论，使我终生难忘的是毛泽东作为政治家的风貌和气度。他披着一件皮袍子，有时踱步，有时坐下，有时在床上一躺，十分轻松自如，从容不迫。他不动气，不强辩，说话幽默，常有出人意外的妙语；明明是各不相让的争论，却使你心情舒坦，如老友交谈。他送我出门时，天已大亮、我还记得他最后说，梁先生是有心之人，我们今天的争论可不必先作结论，姑且存留，听下回分解吧。
   
    在与毛泽东的两夜长谈之后，梁漱溟还到延安各处参观。当时延安的物质条件是很差的，但人们热气腾腾，其精神面貌与国民党地区有鲜明的差别。这就像中共领袖毛泽东给梁漱溟的印象一样，是十分深刻的。
   
    十余年后，梁漱溟与毛泽东的争论有了结果。面对在战火中诞生了新中国的这一事实，1951年梁漱溟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两年来我有了哪些转变？》一文。在这前后，他又写了《何以我终于落归改良主义？》等文章，送给毛泽东看。梁漱溟在文中毫无保留地说：
   
    若干年来我坚决不相信的事情，竟然出现在我眼前。这不是旁的事，就是一个全国统一稳定的政权竟从阶级斗争中而建立，而屹立在世界的东方。我曾经估计它一定要陷于乱斗混战而没有结果的，居然有了结果，而且结果显赫，分明不虚。
   
    梁漱溟的检讨和反省，虽然没有说清楚自己思想转变的来龙去脉，但却在事实面前，承认了对于中国的前途问题，毛泽东的路子对，而自己是错的。
   
    摘自《1949年后的梁漱溟》 汪东林著  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7月版23.00元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72/85037/85038/5858234.html

　　毛泽东与著名民主人士梁漱溟之间，有几十年的交往和友谊。两人虽然在一些问题上看法不同，甚至发生过争论，但两人之间的友谊，却始终是两人关系的主线。

　　延安灯下长谈

　　毛泽东与梁漱溟初次见面，是五四运动前，毛泽东在北京短暂居住期间。当时他经常去住在豆腐池胡同的老师杨怀中家，杨怀中当时在北京大学任教。毛泽东去他家的缘由，一是看望老师，二是正与杨老师的女儿杨开慧谈恋爱。在杨怀中家里，毛泽东见到了梁漱溟。

　　梁漱溟原名梁焕鼎，同盟会会员。1917年，入北京大学教授印度哲学，与杨怀中同为北大哲学系教员，两人关系甚笃。在杨怀中家，毛泽东虽然与梁漱溟见了面，但梁漱溟对毛泽东并无太深的印象。

　　毛泽东与梁漱溟阔别后再次见面，是1938年在延安的窑洞里。当时，毛泽东是中共高级领导人，梁漱溟关闭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结束了历时7年的乡村建设工作，受聘国民党政府，是国民党政府的特邀“参议员”（后为“参政员”）。

　　两人的这次见面，正值国共合作、一致抗日之时。梁漱溟对共产党不但坚决主张团结抗战，还领导人民把陕北搞得红红火火，特别是对陕北乡村建设比自己在山东搞的乡村建设还要红火很感兴趣，于是向蒋介石提出想到延安实地看一看。通过国民政府与延安联系，中共方面很快回话说：欢迎梁先生到延安。这样，梁漱溟便北上到了延安。

　　梁漱溟到延安的第二天下午，就与毛泽东见面了。二人见面的地点，不是在毛泽东所住的窑洞，而是在延安城内的一座瓦房里。这是毛泽东的考虑，当时正值寒冬，这里的取暖条件好一些。毛泽东一见到梁漱溟，就对他来延安表示热烈欢迎。毛泽东热情地问候完毕后，首先提到当年的往事说：“梁先生，我们早就见过面了，您还记不记得?”梁先生一愣，怎么也想不起在哪里见过毛泽东。毛泽东接着说：“民国七年，您是北京大学的讲师，我在图书馆当管理员，我听过你讲的课。那时，您常来豆腐池胡同杨怀中先生家串门。总是我出来开门。后来杨怀中先生病故．我也成了杨家的女婿。”毛泽东这样一说，梁漱溟想起来了。他向毛泽东频频点头，连声说：“是的。好记忆，有这事，有这事。”梁漱溟很快就被毛泽东谦虚的态度、渊博的学识、幽默的谈吐所吸引。他认定，毛泽东无论学识、境界、远见，还是在待人接物方面，都远远高于蒋介石。毛泽东一定会成为中国的领袖人物。

　　二人头一次谈话，就有说不完的话题，从下午6时一直谈到次日凌晨。天黑后。毛泽东的警卫员端来油灯，二人在灯下继续交谈。谈到深夜时，外面刮起了寒风，可梁漱溟觉得屋子里很暖和，一点寒意都没有，便打听这屋子是怎么取暖的。毛泽东告诉梁漱溟。房子的取暖方式很简单，就是在屋外地下烧火，使地面和墙都发热。这样的房子在延安只有这一处，平时主要用来接待外宾。梁漱溟知道这一情况后，为共产党这样真诚对待民主人士十分感动。

　　在谈到关于抗日战争的前途问题时，梁漱溟很直率地表示：我对国民党的抗战政策很不满意，对目前的抗战局势十分担忧，对抗战前途甚感悲观。毛泽东静静地听完梁漱溟的话，吸了一口烟，缓缓地说：“梁先生，对中国的前途大可不必悲观，应该非常乐观！中华民族是不会亡的，最终中国必胜，日本必败，只能是这个结局，别的可能没有！”接着毛泽东把《论持久战》的基本思路，向梁先生作了介绍，重点谈了国内、国外，敌、我、友三方面力量的对比，强弱的转化，战争的性质，人民的力量，战争发展的几个阶段等。听毛泽东讲完，梁漱溟非常高兴地说：“毛先生．可以这样说。几年来对于抗战必胜，以至如何抗日，怎么发展，还没有人对我作过这样使我信服的谈话，也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文章。您今天的谈话使我豁然开朗，精神振奋！”毛泽东连连摆手说：“过奖了，过奖了，梁先生！”

　　毛泽东与梁漱溟的谈话延续到后半夜。毛泽东见梁漱溟面露疲倦之色，便主动站起来，客气地说：“梁先生，您旅途劳累了。今晚不必熬通宵了，明天晚上再谈吧！”梁漱溟也站起身来，将随身所带的一本《乡村建设理论》送给毛泽东，说：“我先送给您一本书，请您先翻翻，明天的谈话就从我这本书开始，好不好?”“随便，随便，朋友之间，无话不谈嘛！”毛泽东接过梁漱溟新出版的这部数十万字的著作，表示要很好地拜读这本书。

　　第二天，毛泽东派中央的工作人员把梁漱溟请来。两人一见面，毛泽东就拿出梁漱溟昨日送的那本书说：“大作拜读了，但看得不细，主要论点都看了。我还从大作中摘出一些结论性的话。概括地说，您的著作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分析有独到的见解，不少认识是对的，但您的主张总的来说是走改良主义的路，不是革命的路。而我认为，改良主义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中国社会需要彻底的革命。革命怎样才能彻底？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理论，是对中国社会进行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分析、估计，从这一基本分析、估计而得出的力量对比出发，来确定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毛泽东把摘出的梁漱溟的话的大意复述了一遍后，针对梁漱溟的观点，指出了中国社会的一些事实，然后十分详尽地分析了中国社会的特点，特别是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激化问题，并十分突出地强调其作用。

　　梁漱溟是一个直爽的人，对于自己的政见，他是坚持的。他向毛泽东解释说：“中国的社会与外国社会不同。在历史上，外国的中古社会，贵族与农民阶级对立鲜明，贵族兼地主，农民即农奴，贫富对立，贵贱悬殊。但中国的中古社会不是这样，贫富贵贱，上下流转相通，正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中国的社会贫富贵贱不鲜明、不强烈、不固定，因此阶级分化和对立也不鲜明、不强烈、不固定。这种情况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一两千年，至今如此。根据这种分析，我提出了‘伦理本位’、‘职业分途’八个字。所谓‘伦理本位’是针对西方人‘个人本位’而言的。西方人讲自由、平等、权利，动不动就是我的自由权，个人的权利放在第一位。但中国人不是这样，中国人注重的是义务，而不是权利。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妻相敬，亲朋相善等，都是‘伦理本位’的内容，即注重义务，每个人都要认识自己的义务是什么，本着自己的义务去尽自己的责任，为家庭，也为社会。所谓‘职业分途’，也就是社会分工，你干哪一行，从事哪件工作，就有责任把它做好。人人尽责，做好本行，社会就会稳定、发展……”

　　梁漱溟讲完后，毛泽东心平气和地说:“中国社会有其特殊性，有自己的文化传统，有自己的伦理道德，梁先生强调这些也并没有错。但中国社会却同样有着与西方社会共同的一面，即阶级的对立、矛盾和斗争，这是决定社会前进最本质的东西。我以为梁先生是太看重了中国社会特殊性的一面，而忽略了决定着现代社会性质的共同性即一般性的一面。其理由我再申述之……”

　　梁漱溟仍然坚持说:“不能太看重现代社会共同性即一般性的一面，而忽略中国社会最基本、最重要的特殊性的一面。我们的分歧，正在这里。”

　　不知不觉间，两人的谈话持续到了第二天天亮。毛泽东笑着站起身说：“梁先生，我们今天谁也没有说服谁。怎么办呢？让以后的事实来做裁判吧！”梁漱溟见毛泽东如此大度，身体又是如此健康，心中十分敬佩。

　　与毛泽东两次长谈之后，根据中共中央的安排，梁漱溟参观了延安许多地方。延安的干部群众昂扬奋发的精神面貌，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在心里认定，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梁漱溟二赴延安，向毛泽东等陈述政见

　　日本投降后，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又尖锐地摆在全国人民面前。蒋介石是要建立一个法西斯专政的国家，而中国共产党则要建立一个人民民主的国家。分歧是明显的。经过八年抗战后，人民渴望和平。中国共产党希望和平，毛泽东曾只身去重庆与国民党和谈，双方签订了停战协定。紧接着，政治协商会议召开，达成了决议，国民党关于建国的基本方针已经明确。当时，梁漱溟是中国民主同盟的创建人之一，任民盟秘书长，也参加了政协会议。他对抗战胜利后建立什么样的国家，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在中国，必须有一个强力政府，领导中国搞经济建设，等经济搞上去了，才可以谈宪政。几十年来中国的现状证明两党制未必符合中国的国情。

　　梁漱溟的这个主张，在重庆与好几位政界要员谈过。在政协会议上，他也到处宣传。但没有人理睬他，听者听不到几句，就不耐烦地走了。他感到很苦闷。但是，当他与中共代表谈起自己的看法时，中共代表听得相当认真，并没有表示不耐烦。于是，他想再次去延安，听听中共、特别是毛泽东对他的政见的看法。

　　梁漱溟向中共方面提出第二次去延安的要求后，中共方面非常欢迎，并对他赴延安的具体行程、路线等，作了周密安排。他到延安后，立即提出要见毛泽东。毛泽东知道后，放下手中繁忙的工作，马上会见梁漱溟。时隔数年两人再次相见，都非常高兴。梁漱溟就提出，希望毛泽东找10位中共领导人（包括毛在内），听他陈述自己对当前中国的一点意见，如能满足，感激之至。毛泽东答复他：“明天，我们党在延安的主要领导人都来和您见面。”

　　第二天，工作人员陪梁漱溟来到一间小会议室，中共主要领导人已在里面等着了，毛泽东见梁漱溟到了，首先迎上来同他握手，其他中共领导人朱德、任弼时、彭德怀、张闻天等也分别上前与他握手。毛泽东简单地向大家介绍了梁漱溟的来意后，梁漱溟就兴冲冲地讲开了。他说：

　　“谢谢各位中共的朋友们给我这样一个好机会，我很高兴。现在重庆情势很好。国共领袖蒋介石先生和毛泽东先生亲自谈判签订的停战协定已经生效，政协会议顺利召开，有了五项协议，各党各派的代表劲头很高，社会各界反响亦好。但中国今后将走什么路呢?我不知道中共的朋友们怎么想，但在重庆，似乎方方面面都在说中国也要实行欧美式的宪政，即两个大党―上一下，轮流执政，平时势不两立，台下的专挑毛病，攻击台上的，翻过来也是这样。当然还有司法独立、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等等，说者头头是道，听者也蛮有味道，不见有人提出疑问，更无人持反对态度。包括我所在的民盟诸同仁，多数人是多年来一直盼望在中国能实现上述政治思想和主张的。我本人从年轻时开始，也曾一度欣赏和赞同西方的宪政制度。但面对中国的现实，在大家谈得正热闹的时候，我却发生疑问了。

　　这疑问源于中国的现状，其特点与西方国家很不相同。主要是经济建设落后，生产水平低下，工业自然与西方国家相差甚远，农业也是数千年前的老样子，没有大的变革和发展。与生产落后联系在一起的是老百姓贫穷，文化落后。而这一经济、文化落后的局面，正是中国在现代世界上站不住脚的症结所在。因此中国当前最迫切的事是进行经济建设，发展现代工业，把旧农业也现代化了，使中国在经济上接近欧美先进国家，才能谈得上其他。但是，要进行认真的经济建设，则中国必须要有一个强有力而专心致志搞建设的政府，确立一个统一的建设方针，一口气搞它几十年以至上百年的经济建设。而不是两党轮流执政；互相攻击，你上我下，各搞各的。那样，中国的政局则势必不稳，不可避免要顾此失彼，统一的建设方针无从谈起，想一口气搞建设也就不可能办到。

　　本世纪初以来，中国就是不间断地军阀割据，你争我夺，只有破坏，没有建设。南京国民政府名义上统一了中国，实际上也在忙于打仗，内战没有打完，便来了日本人，在战火中又过去了八年，同样什么建设也没有搞。

　　我本人是清末民初的同盟会会员和国民党党员，虽然后来脱离了，进大学教书，又搞乡村建设运动，但曾经对国民党执政后能认真而长时期地进行经济建设寄予过希望。但末后我失望了，他们没有能这样做，不少的人做了官就只顾肥私，国家、民族的利益被丢在一边，腐败的现象一天比一天严重。政府部门和官员对经济建设没有长期的规划、方针，有的虽订了发展计划，但实际上大都是一纸空文，不实行亦无人追究，占第一位的始终是为不断打仗而不断扩大的军队、武器和军需。对国民党执政近20年的状况，大失所望的不仅仅是我，所有真正为国家、民族前途设想的人都不满意，连国民党人士中的若干朋友也如此。

　　现在，总算大家同舟共济，中华民族同御外侮，取得了胜利。日本投降了（这不单是靠中国一国之力），内战差一点打起来而终于没有打起来，全国上下，各党各派，都呼吁和平，反对内战。而今才有了停战协定，有了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大家又兴高采烈地高唱着在中国实行欧美式的宪政，大谈在轮流执政、你上我下的政局中实现民主，进行建设……我以为，在中国照搬欧美政治体制的一套，一不合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二不合中国的国情和现状的需要，其后果将不利于中国迅即进行长时间的经济建设，致使中国摆脱不了贫穷落后的状况，而无法以独立、富强之民族自立于世界之林。但如果诸位反问我，你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政府呢？你的意见、设想如何实现呢？我却答不上来。我有自己的理想，（如上所述），但面对现实却又不知如何去实现。因此理想又如同梦想。我今天讲的这些话，在重庆变得无人听，无人感兴趣，我也不想说，不便说。再往深一层说，我所说的面对现实，就是指我无力改变中国的现状。我赤手空拳，有力量的人不合意即不听，我别无他法。”

　　梁漱溟讲完后，又加上一句：“我今天专门到延安来，在这样的场合，讲这篇话，把自己的希望、理想 （或者称梦想）说出来，向各位求教。如果不便深谈亦无妨。我只是把自己心里想说的话向各位通报一下，算是留个题目，彼此去做吧……”

　　中共领导认真地听着，没有一个人走神，不时地在小本子上认真地记着，这使梁漱溟深受感动。他们并没有回答梁先生的问题，大家也知道，梁先生是来向朋友倾吐来了。梁漱溟讲完后，毛泽东问候了他到延安后的生活情况，还建议他去延安的一些机关看看。这次会见也就结束了。

　　梁漱溟一直记着共产党对他的热情和关心。时隔四十多年后，他回顾自己二赴延安时，十分深情地说：“的确，那时的我，连做梦也未曾想到，在我返回重庆不多久，蒋介石就撕毁了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全面打响了内战；更没有想到，在短短的三年之后，蒋介石国民党真的垮了台，而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终于在中国开始了长时期的认真的经济建设，实现了我当初梦寐以求而不知如何得以实现的梦想。”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请梁漱溟到北京

　　1950年1月，梁漱溟应毛泽东、周恩来的盛情之邀，来到北京。当时毛泽东、周恩来已经应斯大林的邀请，到莫斯科多日了。因此他并没有马上见到毛泽东和周恩来。但毛泽东和周恩来赴莫斯科之前，已经安排好统战部的领导干部细心接待梁漱溟，无论食宿，都安排得十分周全，这使他十分感动。

　　3月10日，毛泽东和周恩来由莫斯科返抵北京。中央对迎接毛泽东、周恩来十分重视，除了中央领导人到北京火车站迎接外，还安排许多民主党派人士到火车站迎接。中央统战部知道毛泽东、周恩来对梁漱溟来北京十分重视，特意把他排在迎候队伍中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第一个。毛泽东一下火车，在刚刚见过几位中央高级领导人后，敏锐的目光立刻发现了梁漱溟。他大步走过去，握住梁漱溟的手说：“梁先生，您也到了北京，我们又见面了！您身体可好？家眷都来了吗？改日来我家做客，长谈，再来一个通宵也成！”梁漱溟紧紧握住毛泽东的手，笑着说：“好，一切都好！”其他的话则一时想不起来说了。

　　第二天晚上，中央举行盛大宴会，庆祝中苏会谈成功。梁漱溟也应邀出席。席间，毛泽东特意走到梁漱溟身边问候他说：“明天请您到中南海我家里，我们好好叙一叙。”梁漱溟说：“好，我一定去府上拜访。”

　　3月12日下午，毛泽东派秘书去接梁漱溟。进入院门，梁漱溟见毛泽东已经站在院里迎接自己了。毛泽东把梁漱溟让进会客室，寒暄后，即直言道：“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百废待兴，中国共产党愿与各民主党派、各位社会贤达共同治理国家，梁先生对国家建设有什么意见和看法，希望梁先生知无不言。”梁先生说：“如今中共得了天下，上下一片欢腾。但得天下易而治天下难，这也可算是中国的古训吧！尤其是本世纪以来的中国，要长治久安，不容易啊。”毛泽东摆摆手，笑着说：“治天下固然难，得天下也不容易啊！”他抽了一口烟，又接着说：“众人拾柴火焰高。共产党靠大家，大家为国家齐心协力，治天下也就不难了。梁先生这次到了北京，可以参加我们政府的工作了吧?”梁漱溟迟疑了片刻说：“主席，像我这样的人，如果先把我摆在政府外边，不是更好吗?”毛泽东说：“那样也好。在新中国，民主党派有许多工作可做。共产党是离不开民主党派的，不参加政府，也有许多工作需要梁先生去做。您可以当全国政协委员，在政协里面，就可以为我党建言献策，可以搞调查研究，可以研究一些国家重大问题。”

　　天色黑下来时，一个工作人员走进来小声对毛泽东说，晚饭已经准备好了。毛泽东便很客气地把梁漱溟让进小餐厅。餐厅布置简单朴素，但收拾得很干净。毛泽东笑着说：“也不知道梁先生的习惯，简单准备了一点饭菜，不知合不合梁先生的口味。”梁漱溟忙说：“我是食素的，有一二样菜就成，但您们吃什么自便，不碍我的事。”毛泽东说：“我早就知道梁先生食素，因此，今天我特意吩咐厨师全部做素菜，我们统统吃素食，这也是‘统一战线’嘛！”吃罢晚饭，毛泽东意犹未尽，继续和梁漱溟长谈。谈到现在中国农村发生的变化时，毛主席建议梁漱溟到农村实地考察一番，看看农村的变化，也提一提意见。他还说：“梁先生从前在山东、河南搞过乡村建设，你可以去看看那些地方解放后有何变化，旧地重返，会有得益的。然后你再去东北老解放区看看，比较比较。梁先生如同意，具体行程由李维汉、徐冰安排，他们会通知地方政府接待您的。”

　　梁漱溟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后，一直记着毛泽东让他去农村调查的事情。他向全国政协讲了自己的打算后，全国政协很快就做出了安排。1950年4至9月，他带着一些干部先后参观考察了河南、山东、平原三省农村及东北广大地区的城市、农村。梁漱溟所到之处，受到很高的礼遇和盛情接待。通过农村实地考察，梁漱溟发现新中国的农村确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民有了土地，生产热情很高，粮食产量提高，许多地方还建立了互助组，农村干部也都一心为群众服务。农村的社会风气也非常好，旧社会的黄赌毒等现象基本绝迹。他觉得，共产党能够救中国，也能治理好中国，毛泽东在延安时说的话，是对的。

　　1950年9月中旬，梁漱溟的农村调查研究工作告一段落。毛泽东得知梁漱溟回京的消息后，非常想通过梁漱溟了解中国农村的真实情况，便于9月23日傍晚派秘书把梁漱溟再次请到家里来谈话、共餐。这一天梁漱溟已经在朋友家里吃过了晚饭。但毛泽东不知道，他还在等着梁漱溟来一起用餐。梁漱溟一进门，毛泽东就让人上饭菜，并说已准备了素食。梁漱溟如实说，已经在朋友家里吃过饭了。毛泽东笑道：“那我就不恭了，请您略坐，我先吃饭了。”吃完饭，毛泽东问梁漱溟在农村的见闻。梁一一作了汇报。毛泽东一边认真地听着，一边问一些问题。听完梁漱溟的介绍，毛泽东十分满意。临别时，毛泽东向梁漱溟提出建议说：“你看了新解放区，又看了老解放区，但都在北方，还没有看到南方，你还可以再到广东看看。趁热打铁，你的收获会更大的。”梁漱溟说：“我今年外出的时间长了，想休息一下，挤时间写些参观华北、东北的见闻观感，访问广东就且暂缓吧。毛泽东说：“那也好。”接着又问梁漱溟居住条件如何?梁答：“住西城辟才胡同南宽街一本家亲戚处，不是独院。”毛主席即说：“为使您生活、写作更清静些，我已让人安排您到颐和园里边暂住，您就在家等信吧。”不久，中央统战部徐冰派车接梁漱溟住进颐和园内石舫附近一座小巧而精致的四合院里。住了两年多，直到后来搬到积水潭边的小铜井一号定居为止。

　　毛泽东建议梁漱溟到南方农村去看一看，实际上是想请梁漱溟从一个民主党派人士的角度，看一看共产党搞的土地改革有没有问题。梁漱溟休息一段时间后，就自动向统战部提出，要去南方看一看土地改革情况。他的要求很快就得到批准。此次去，是由中央统战部组团去的。梁漱溟所在的那个分团有20多人，由章乃器任团长，于5月上旬抵四川，8月30日返京，历时4个月。

　　梁漱溟返京后的第4天，毛泽东即派车从颐和园接梁漱溟到中南海。梁下车走进颐年堂时，正遇章乃器与毛泽东告辞。毛泽东送走章乃器后，转身把梁漱溟让进房间说：“土改团总的情况，刚才章乃器来讲过了，我们不用多谈，还是先开饭吧！”仍然是素食，只有毛、梁两个人共餐。饭后，毛泽东问：“对土改，对四川，你个人印象如何?随便聊聊。”梁漱溟略加考虑，便说：“我亲眼看到贫苦农民对土地的渴望和要求，土地改革是深得民心之举，很必要，也很及时。但毛病也不是没有。比如政策规定不许打地主，但我亲眼看到在斗争会上打得很凶，有一对地主夫妇，因为受到体罚，一块跳河自杀。这个问题应引起注意，不然地主感到自己没有活路，不是反抗，就是自杀，那都不好。”梁漱溟说到此，毛泽东笑着插话说：“你说的情况别的地方也有发生，但我们总的政策是斗倒地主，分田分财，给他出路。大多数地主有活路，不会自杀，也不会反抗。问题是贫雇农受苦受压多少年了，怒火一点着，就难以控制，于是对地主非打即骂。我们应该认真贯彻执行政策，努力说服教育农民，关键是土改工作队的干部。只要他们能执行好土改政策，就出不了大的偏差。”梁漱溟接着说：“说到对四川的印象，解放不过两年，四川能出现这样安定的情势，不容易。解放前我在四川若干年，那是一个很乱很复杂的地方，变化这么快，出乎我意料。四川这一局面的取得，首先得推刘、邓治下有方，他们是当地的执政者，军政大员。特别是邓小平年轻、能干，所见所闻，印象深刻。如解决袍哥问题，这在四川历史甚久，范围很广，影响很大。邓小平掌握的政策是对大多数袍哥不予追究，这桩事办得稳妥。大多数不予追究，他们自然也就慢慢散开了。相反，如果一一追究，却正好促使他们聚拢起来与新政府对抗。前因后果，利弊得失，十分清楚。邓小平之才干，就表现在这些方面。”毛泽东听着笑出声来，大声插话说：“梁先生看得蛮准，无论是政治，还是军事，论文论武，邓小平都是一把好手。”

　　从那以后，毛泽东每一两个月就要把梁漱溟请来长谈一次，谈话内容十分丰富。这充分表明，毛泽东对梁漱溟是十分尊重的，是愿意听他的意见的。二人已经是朋友了。

　　两人发生分歧

　　1953年9月8日至18日，全国政协开会，讨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问题。这次会议一开始开的是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会扩大会议，后来会议转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扩大会议。当时的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人数都比较少，总共不过数十人。因此，大家经常在一起讨论重要问题。党中央也非常希望通过这种途径，听取多方面的意见。这次会议，梁漱溟便是列席者之一。本来，梁漱溟没有打算在会上发言。但他在10日的小组会上的发言很受欢迎，周恩来就对梁漱溟说：“梁先生，明天的大会你也说一说，好不好?”梁回答说：“好。”

　　11日下午的大会上，梁漱溟发言。他在发言中讲了三点意见：一、由于政府的计划必须方方面面相配合，我推想政府除了已经给我们讲过的建设重工业和改造私营工商业两方面之外，像轻工业、交通运输等如何相应地发展，亦必有计划，希望亦讲给我们知道；二、由于完成政府的计划必须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就使我想到群众工作问题。在建设工业上，我推想有工会组织可依靠就可以了；在改造私营工商业上，亦有店员工会、工商联和民主建国会；在发展农业上，我推想或者是要靠农会。然而农会虽在土改中起了主要作用，土改后似已作用渐微。那么，现在只有依靠乡村的党政干部了。但据我所闻，乡村干部的作风很成问题，强迫命令、包办代替盛行。依我的理想，对于乡村的群众，尤其必须多下教育工夫，单单传达政令是不行的。我多年曾有纳社会运动于教育制度之中的想法，这里不及细说，但希望政府注意有更好的安排；三、农民问题或乡村问题。过去几十年的革命中，中共都是依靠农民而以乡村为根据地的。但自进入城市之后，工作重点转移于城市，从农民成长起来的干部亦都转入城市，乡村便不免空虚。特别是近几年来，城里的工人生活质量提高得快，而乡村的农民生活却依然很苦，所以各地乡下人都往城里（包括北京）跑，城里不能容，又赶他们回去，形成矛盾。有人说，如今工人的生活在九天，农民的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这话值得引起注意。我们如果忽略或遗漏了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农民，那是不相宜的。尤其中共之成为领导党，主要亦在过去依靠了农民，今天要是忽略了他们，人家会说你们进了城，嫌弃他们了。这一问题，望政府重视。

　　毛泽东不同意梁漱溟发言中所讲的第三条意见。当时，毛泽东和党中央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他要维护这条路线，使新中国在各方面进步更快。他认为，梁漱溟的发言，与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不合拍的。这是一个重大原则问题。在原则问题上，他不能不讲话。于是，在梁漱溟发言后的第二天，即9月12日召开的中央人民政府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即席讲话。他说，有人不同意我们的总路线，认为农民生活太苦，要求照顾农民。这大概是孔孟之徒施仁政的意思吧。然须知有大仁政小仁政者，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打美帝是大仁政。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便是帮助了美国人。有人竟班门弄斧，似乎我们共产党搞了几十年农民运动，还不了解农民?笑话！我们今天的政权基础，工人农民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这一基础是不容分裂，不容破坏的！

　　这次中央人民政府扩大会议，是有全国政协委员列席参加的，梁漱溟也是列席者之一。毛泽东说这番话，实际上就是批评梁漱溟的，不过他并没有点出梁漱溟的名字。听到毛泽东批评自己反对总路线，梁漱溟有些不服气。他想：我是拥护总路线的，何曾反对过国家的总路线呢?我只不过是想提醒中共中央注意某些问题，根本没有否定总路线的意思，更不想损害工农联盟。梁漱溟是个倔强之人，他想声明自己的看法，就提笔给毛泽东写信，信中的大意是说：我不反对总路线，没有破坏工农联盟，我没有这个意思，这是你误会了，希望解除误会。他想在会上就交给毛泽东。但他的信还没写完，就散会了，他也就无法在这次会议上向毛泽东反映自己的意见了。回家后，他接着把信写完。信中的大意是说：我不反对总路线，没有破坏工农联盟，我没有这个意思，这是你误会了，希望解除误会。

　　9月13日上午继续开会。梁漱溟准时出席。他见毛泽东步入会场，就站起来，直接走到毛泽东面前，将昨天晚上写好的信当面交给毛泽东。当天晚上中央招待大家看京剧。毛泽东约他当晚在怀仁堂京剧开演之前在休息室里谈话。京剧开演前20分钟，毛泽东和梁漱溟都准时到了休息室。二人见面仍然很客气。梁漱溟主要是解释自己的讲话不是反对总路线的。毛泽东则说：“你的话是与总路线不同的。”二人意见不同。话还没有说完，京剧就开演了，谈话不欢而散。

　　9月16日，梁漱溟登台发言，一是复述9日在小组会上的发言，二是复述11日在大会上的发言，并以上述发言之内容，再三陈述自己并不反对总路线，而是热烈拥护总路线的。梁漱溟讲完后，大家都没有说什么，只是沉默，没有人在会上批评梁漱溟。

　　9月17日继续开会。毛泽东在会上对梁漱溟进行了批评。但梁漱溟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9月18日的会上，梁漱溟要求发言。会议也允许他发言。他在发言中说：“单从这一次发言就判断我是恶意的，论据尚不充足。”梁漱溟在会上讲的时间很长。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都在认真地听着，并不打断他。但台下一些人则不让梁漱溟讲下去了。有的人对梁漱溟批得很厉害，甚至说他一贯反动，还有人高喊，要他滚下台。毛泽东显然不同意那些高喊口号的人的意见。他当场以非常和缓的语气，请梁漱溟继续讲，但不要讲得太长了。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在讲话中表示：“梁先生还要当政协委员。”可见，毛泽东是不同意有人说的梁漱溟一贯反动的观点的，他对梁漱溟还是要保护的。

　　分歧发生后，梁漱溟曾主动提出要闭门思过。他给主持全国政协工作的陈叔通副主席和李维汉秘书长写信，要求请长假，“容我闭门思过”。这个消息传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并不赞成梁漱溟闭门思过，因此，他没有直接答复。李维汉同志派人告诉梁漱溟：“今后可以这样办：需要出席的会议和活动，通知照发，但参不参加自便。”

　　从那之后，梁漱溟便居家读书学习，认真反省自己，什么地方都没有去。大概过去一二个月的光景，金日成来访，中央人民政府设国宴招待，也请民主党派人士参加。梁漱溟也接到了请柬，但他没有出席。过后便有人批评他，说这样的活动不出席不对。但梁漱溟总认为自己铸成了这场大错，必须认真对待自己的错误。

　　自1953年9月以后，梁漱溟仍然是全国政协委员，他的工资照发，对他也没有进行任何处分。

　　梁漱溟能主动闭门思过，与何香凝的帮助分不开。梁漱溟几十年后在回顾这段历史公案时曾经这样说：“何香凝先生的发言在当时和事后，有三点引起我的注意。第一，在那种场合，她是唯一在发言中明确肯定了我过去是反蒋抗日的。也就是说，我并不是一生中对国家、民族没有做过一件好事的人。何先生说的是事实。那时候，因日寇进攻广西，桂林失守，我们退到贺县百步，我在那里主持民主同盟的发展工作，有许多反蒋抗日的朋友在那里，何先生是大家所敬重的一位。我同她时常见面，对时局的看法亦很相近。第二，她的语气缓和，发言中左一个梁先生，右一个梁先生。这在当时，发言者除毛主席等少数人还时而对我这样称呼外，大多数人都对我直呼其名。第三，她提醒我要闭门改过，补救前途。这是使我醒悟自己不该与毛泽东顶撞的最早的规劝之言。”

　　梁漱溟还对自己对毛泽东的态度进行了自责。在这件事发生30多年后的1986年，已经94岁高龄的梁漱溟先生意味深长地说：“多年来，我一直不愿意细谈这桩事。为什么?并不是怕把自己的错误公之于众，因为自己是个平常人，是好是坏只与个人相关，无碍于国家民族，不足轻重，我所顾虑的是另一位当事人――毛主席，他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之一。1953年9月，由于我的狂妄自大、目中无人，全不顾毛主席作为领袖人物的威信，当众与他顶撞，促使他在气头上说了若干过火的话。如果说当时意气用事，言语失控，那么也是有我的顶撞在先，才有毛主席对我的批判在后。”梁漱溟对毛泽东的感情，由此可见一斑。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梁漱溟陷入了巨大悲痛之中。他认为，中国人民失去了一个好领袖，共产党失去了一个伟大的领导人。在悼念毛泽东的日子里，梁漱溟的心情是十分难过的。这也体现出梁漱溟与毛泽东有着非同一般的友谊。毕竟，梁漱溟同毛泽东有长达几十年的交往；毕竟，二人都有为国为民的初衷；毕竟，毛泽东的伟大政治家品格令梁漱溟佩服。这是二人能保持数十年友谊的基础。

小卫  党史纵览  2008年5期


　 1938 年1 月，在延安，屋外严寒逼人，屋内温暖如春，毛泽东与梁漱溟彻夜长谈……
　　
　　1937 年，七七事变发生，抗战全面爆发。梁漱溟在山东搞了7年的乡村建设工作自然就搞不下去了。他接到老朋友张群转来的蒋介石邀请自己去南京的电报。当时，国民党政府十分需要社会各界的支持，于是就邀集了一些社会各界有代表性的人物到南京，在最高国务会议之内，成立了一个咨询性质的机构，叫“参议会”，其中亦有中共的代表参加，但大多数成员仍为国民党员。梁漱溟是作为无党派的社会贤达被邀请。这个“参议会”，就是后来在武汉成立又迁至重庆的“国民参政会”的前身。
　　梁漱溟立即关闭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风尘仆仆赶到了南京。但随着国民党军队“八一三”抗战失利，日军长驱直入，上海、南京相继沦陷。国民党政府迁往武汉，梁漱溟作为特邀的“参议员”（后为“参政员”）也随即到了武汉。沿途所见，一派流离失所、争相逃难的景象！特别是一些国民党大员，无信心抗日，有的丢弃大片国土，不战而逃；有的不只自己逃难，还把资产、妻儿送往国外。对此，梁漱溟大失所望，对抗战的前途也很悲观。他想到自日本侵华后中共提出一系列抗日主张，特别是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主张，深得人心，并终于变成现实。现在国民党令人失望了，共产党方面又怎样呢？百闻不如一见。于是，梁漱溟产生了去延安见见中共领袖毛泽东的念头。在征得蒋介石的同意，和中共方面进行联系后，梁漱溟便奔赴延安。
　　梁漱溟到达延安，接待他的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听了张闻天的介绍，梁漱溟才知道毛泽东是中共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主席。张闻天对梁来延安表示欢迎，并为他设宴洗尘。张闻天说，毛泽东的习惯是白天休息，夜间办公，因此谈话便安排在夜间。
　　梁漱溟与毛泽东之间的第一次谈话从下午6时至次日凌晨。时值冬天，延安气候严寒。6点钟天已擦黑，屋里掌了灯。谈话地点在延安城内的一间瓦房里。梁漱溟开门见山地提出了抗日战争的前途问题。他说对目前的抗战情况甚感失望，战场上中国军队节节败退，国民党方面上上下下缺乏信心，个人心中亦十分悲观，如此下去，中国的前途如何？中华民族会亡吗？梁表示这次来延安，就是向中共领袖讨教来的。
　　毛泽东听完梁漱溟的叙述，笑着回答道：“梁先生，你所听到看到的若干情况，大体都是事实。但我的看法，中国的前途大可不必悲观，应该非常乐观！中华民族是不会亡的，最终中国必胜，日本必败，只能是这个结局，别的可能没有！”
　　接着，毛泽东十分详尽地分析了国内、国外，敌、我、友三方力量的对比，强弱的转化，战争的性质，人民的力量，战争发展的几个阶段，等等，最后又回到中国必胜、日本必败的结论上。毛泽东分析得头头是道，入情入理，使梁漱溟打心眼里佩服。
　　毛泽东话音刚落，梁漱溟即说：“毛先生，可以这样说，几年来对于抗战必胜，以至如何抗日，怎么发展，还没有人对我作过这样使我信服的谈话，也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文章。您今天的谈话，使我豁然开朗，精神振奋 ！”
　　“过奖了，过奖了，梁先生！”毛泽东连声说。
　　时间已到后半夜，长谈告一段落。毛泽东很客气地说：“梁先生，您旅途劳累了。今天不必熬通宵了，明天晚上再续谈吧。”
　　“好的，好的。”梁漱溟起身说，“我先送给您一本书，请您先翻翻，明天的谈话就从我这本书开始，好不好？”
　　“随便，随便，朋友之间，无话不谈嘛！”毛泽东说着，接过一本厚厚的书，那是梁漱溟新出版的数十万字的著作，书名叫 《 乡村建设理论 》 。
　　第二天的谈话，也是从下午6点开始，一直谈到次日天明，整整一个通宵，两人谈兴甚浓，欲罢不能。这次谈话的内容是中国问题，即一旦抗战胜利，如何建设一个新中国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梁漱溟和毛泽东分歧较大。谈话一开始，毛泽东就拿出梁漱溟送的那本书，说：“大作拜读了，但看得不细，主要之点都看了。我还从大作中摘出一些结论性的话。概括地说，你的著作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分析有独到的见解，不少认识是对的，但你的主张总的说是走改良主义的路，不是革命的路。而我认为，改良主义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中国社会需要彻底的革命。革命怎样才能彻底，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理论，是对中国社会进行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分析、估计，从这一基本分析、估计而得出的力量对比出发，而确定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毛泽东十分详尽地分析了中国社会的特点，特别是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激化问题，并十分突出地强调其作用。
　　
　　梁漱溟当即争辩说：“中国的社会与外国社会不同。在历史上，外国的中古社会，贵族与农民阶级对立鲜明，贵族兼地主，农民即农奴，贫富对立，贵贱悬殊，但中国的中古社会不是这样，贫富贵贱，上下流转相通，有句老话叫：‘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中国的社会贫富贵贱不鲜明、不强烈、不固定，因此，阶级分化和对立也不鲜明、不强烈、不固定。这种情况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一两千年，至今如此。根据这种分析，我提出了‘伦理本位’、‘职业分途’八个字。所谓‘伦理本位’是针对西方人‘个人本位’而言的。西方人讲自由、平等、权利，动不动就是有我的自由权，个人的权利放在第一位，借此分庭对抗。但中国不是这样，注重的是义务，而不是权利。父慈子孝，还有兄友弟慕，夫妻相敬，亲朋相善，等等，都是‘伦理本位’的内容，是指导中国家庭和社会的重要原则，即注重义务，每个人都要认识自己的义务是什么，本着自己的义务去尽自己的责任，孝家庭，也孝社会。所谓‘职业分途’，也就是社会分工，你干哪一行，从事哪件工作，就有责任把它做好。人人尽责，做好本行，则社会就稳定、发展……”
　　毛泽东十分耐心地听完梁漱溟的长篇大论，然后心平气和地说：“中国社会有其特殊性，有自己的文化传统，有自己的伦理道德，梁先生强调这些也并没有错。但中国社会却同样有着与西方社会共同的一面，即阶级的对立、矛盾和斗争，这是决定社会前进最本质的东西。我以为梁先生是太看重了中国社会特殊性的一面，而忽略了决定着现代社会性质的共同性即一般性的一面。其理由我再申述之……”
　　梁漱溟对此不以为然，他十分断然地说：“毛先生，恰恰相反，我认为正是您的理论太看重了现代社会共同性即一般性的一面，而忽略了中国社会最基本、最重要的特殊性的一面。我们的分歧，正在这里。”
　　两人都不断地、反复地申述自己的观点，相持不下，直至天明，谁也没有说服谁。在 48 年后的 1986 年秋天，毛泽东已经逝世10年，已经 93 岁高龄的梁漱溟先生在回顾这次争论时，还心绪激动地说：“现在回想起那场争论，使我终生难忘的是毛泽东作为政治家的风貌和气度。他披着一件皮袍子，有时踱步，有时坐下，有时在床上一躺，十分轻松自如，从容不迫。他不动气，不强辩，说话幽默，常有出人意外的妙语。明明是各不相让的争论，却使你心情舒坦，如老友交谈。他送我出门时，天已大亮。我还记得他最后说，梁先生是有心之人，我们今天的争论可不必先作结论，姑且存留听下回分解吧。”
　　在与毛泽东的两夜长谈之后，梁漱溟还到延安各处参观。当时，延安的物质条件很差，但到处生机勃勃，热气腾腾，其精神面貌与国统区有鲜明的区别。这都给梁漱溟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10余年后，梁漱溟与毛泽东的争论有了结果。 1950 年春天，梁漱溟奉毛泽东、周恩来之召，由重庆来到北京。梁漱溟认真思索了他一赴延安时与毛泽东发生的那场争论，面对在战火中诞生了新中国的这一事实，他在做了一番考察之后，于1951年在 《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两年来我有了哪些转变》一文，对自己做了一个总结。在这前后，他又写了《何以我终于落归改良主义？》等文章，送给毛泽东看。梁漱溟在文中毫无保留地说：“若干年来我坚决不相信的事情，竟然出现在我眼前。这不是旁的事，就是一个全国统一稳定的政权竟从阶级斗争中而建立，而屹立在世界的东方。我曾经估计它一定要陷于乱斗混战而没有结果的，居然有了结果，而且结果显赫，分明不虚。”梁漱溟的检讨和反省，虽然没有说清楚自己思想转变的来龙去脉，但却在事实面前，承认了对于中国的前途问题，承认了毛泽东的认识是正确的，而自己是错的。

　1946 年初，梁漱溟二赴延安，向毛泽东等10名中共领袖陈述自己对国内实现和平后的政见……
　　
　　1945年抗战胜利后，毛泽东只身去重庆，参加国共和谈，并签订了停战协定。紧接着政治协商会议召开，梁漱溟作为中国民主同盟的创建人之一，以民盟出席政协会议的代表资格，为实现国内和平奔走，为实现和平后中国的政治前途和经济建设筹划。由于国共两党合作，一时间，不少人颇为乐观，一些人十分热衷于能在今后的中国实行欧美国家那样的多党政治制度。
　　对此，梁漱溟有自己的主张和想法。但在当时的重庆却无人可说，说了也没有人听。于是，他想到了中国共产党，想到了毛泽东，想再赴延安考察。
　　主意已定，他便向中共中央提出要求，二赴延安很快成行。梁漱溟到延安一见到毛泽东就提出，他希望能有一个机会，请毛泽东找10位中共领导人（包括毛在内），听他陈述自己对当前中国的一点意见，如能满足，感激之至。毛泽东当即表示同意。
　　第二天，梁漱溟被请到一间不大的会议室里，毛泽东首先迎上来同他握手，除他早已认识的张闻天外，毛泽东又向他介绍了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人。梁漱溟情绪颇为激动，兴冲冲地讲开了。他说：
　　“谢谢各位中共的朋友们给我这样一个好机会，我很高兴。现在重庆情势很好。国共领袖蒋介石先生和毛泽东先生亲自谈判签订的停战协定已经生效，政协会议顺利召开，有了五项政协协议，各党各派的代表劲头很高，社会各界反响亦好。但中国今后将走什么路呢？……在重庆，似乎方方面面都在说中国也要实行欧美式的宪政，我本人从年轻时开始，也曾一度欣赏和赞同西方的宪政制度。但面对中国的现实，在大家谈得正热闹的时候，我却发生疑问了。
　　这疑问源于中国的现状，其特点与西方国家很不相同。主要是经济建设落后，生产水平低下，与生产落后联系在一起的是老百姓贫穷、文化落后。而这一经济、文化落后的局面，正是中国在现代世界上站不住脚的症结所在。因此，中国当前最迫切的事是进行经济建设，发展现代工业，把旧农业也现代化了，使中国在经济上接近欧美先进国家，才能谈得上其他。但是，要进行认真的经济建设，则中国必须要有一个强有力而专心致志搞建设的政府，确立一个统一的建设方针，一口气搞它几十年以至上百年的经济建设。而不是两党轮流执政，互相攻击，你上我下，各搞各的。那样，中国的政局则势必不稳，不可避免要顾此失彼，统一的建设方针无从谈起，想一口气搞建设也就不可能办到。
　　我以为，在中国照搬欧美政治体制的一套，一不合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二不合中国的国情和现状的需要，其后果将不利于中国迅即进行长时间的经济建设，致使中国摆脱不了贫穷落后的状况，而无法以独立、富强之民族自立于世界之林。但如果诸位反问我，你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政府呢？你的意见、设想如何实现呢？我都答不上来。……我今天专门到延安来，在这样的场合，讲这篇话，把自己的希望、理想（或者称梦想）说出来，向各位求教。如果不便深谈亦无妨。我只是把自己心里想说的话向各位通报一下，算是留个题目，彼此去做吧 ……
　　毛泽东等10位中共领导人都很耐心地听完了梁漱溟的长篇发言。当梁漱溟说到对中国的现状无可奈何，对国民党很失望，而自己也不知道中国何年何月才能进行认真的经济建设时，任弼时笑着插话说，梁先生的意思是不是要蒋介石先生死了，国民党垮了台，中国才能进行认真的经济建设，而现在蒋介石并没有死，国民党也没有垮台，因此答不上来？梁漱溟只是笑，没有正面答复。
　　梁漱溟先生后来回顾自己二赴延安时，曾十分深沉地说：
　　“的确，那时的我，连做梦也未曾想到，在我返回重庆不多久，蒋介石就撕毁了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全面打响了内战；更没有想到，在短短的3年之后，蒋介石国民党真的垮了台，而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终于在中国开始了长时间的认真的经济建设，实现了我当初梦寐以求而不知道如何得以实现的梦想！”
　　
　　1950年初，梁漱溟由四川进北京，成为中南海的座上客，毛泽东曾多次找他长谈……
　　
　　1950 年 1 月，梁漱溟应毛泽东、周恩来之邀，离开重庆，经由武汉到达北京。当时毛泽东、周恩来都在莫斯科。3 月10 日，毛泽东和周恩来由莫斯科返抵北京，许多人到火车站迎接。统战部把梁漱溟排在迎候队伍中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里的头一个。毛泽东立刻发现了他，大声说：“梁先生，您也到了北京，我们又见面了！您身体可好？家眷都来了吗？改日来我家做客，长谈，再来一个通宵也成！”毛泽东的热情态度，使梁漱溟除了紧紧握手，竟答不上话来。
　　12 日下午 5 点钟左右，毛泽东派汽车来到梁漱溟居住的西城区辟才胡同南宽街接他，十多分钟后便进了中南海。梁漱溟进了颐年堂的院门，毛泽东已在院里等候了。同在的还有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梁漱溟1938 年初赴延安途经西安时即与林伯渠相识，后来又在重庆旧政协会上有过多次交往。
　　寒暄之后，毛泽东即询问梁漱溟对国事有何意见。梁随口说：“如今中共得了天下，上下一片欢腾。但得天下易而治天下难，这也可算是中国的古训吧。尤其是本世纪以来的中国，要长治久安，不容易呵！”
　　毛泽东摆摆手，笑着说：“治天下固然难，得天下也不容易呵！ ”
　　毛泽东抽了一口烟，接着说：“众人拾柴火焰高。共产党靠大家，大家为国家齐心协力，治天下也就不难了。梁先生这次到了北京，可以参加我们政府的工作了吧？”
　　毛泽东提出的问题，却难住了梁漱溟。说不同意吧，颇有清高之嫌；说同意吧，又违背他当时的真实思想。梁漱溟认为，新中国成立了，但全国的大局能不能从此稳定统一下去呢？他有怀疑。他想到自己是曾经以第三方的身份，为国事奔走过的人，如果今后大局一旦发生变化，仍需要他这样的人站出来为国事奔走，而自己要是参加了新政府，便失去了为各方说话的身份。这是梁漱溟当时的真实思想，却又不便说出。因此，他迟疑了片刻，才答复说：“主席，像我这样的人，如果先把我摆在政府外边，不是更好吗？”
　　梁漱溟的答复显然出乎毛泽东的意料，但两人的谈话并未形成僵局。说话间，已经到了开晚饭的时候，毛泽东传话开饭。晚饭以后，毛泽东和梁漱溟继续谈话。
　　毛泽东对梁漱溟说：“梁先生从前在山东、河南搞过乡村建设，你可以去看看那些地方解放后有何变化，旧地重游，会有得益的。然后你再去东北老解放区看看，比较比较。梁先生如同意，具体行程由李维汉、徐冰安排，他们会通知地方政府接待你的。”
　　梁漱溟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于1950年4月至9月间，先后参观考察了河南、山东、平原三省农村及东北广大地区的城市、农村。梁漱溟所到之处，受到很高的礼遇和盛情的接待。
　　9 月中旬，梁漱溟返回北京。 9 月 23 日晚，毛泽东约梁漱溟谈话。他询问梁漱溟在外地参观考察的情况，梁一一做了汇报。毛泽东说：“梁先生，你看了新解放区，又看了老解放区，但都在北方，还没有到南方看看。趁热打铁，你的收获会更大的。”
　　梁漱溟面有难色地说：“我今年外出的时间长了，想歇一下，挤时间写些参观东北的见闻观感，访问广东就且暂缓吧。”
　　毛泽东略加思索，说：“那也好。”
　　1951 年春，梁漱溟领悟到毛泽东要他看南方新解放区，意即要他看土改。当时正值中央有土改工作团赴西南，梁漱溟便主动向统战部报名参加，得到批准。梁所在的那个分团有20多人，由章乃器任团长，于5月上旬抵四川，8 月30日返京，历时4个月。
　　9月3日晚，即梁漱溟返京后的第四天，毛泽东即约梁谈话，毛泽东问：“对土改，对四川，你个人印象如何？随便聊聊。”
　　梁漱溟略加考虑，便说：“我亲眼看到贫苦农民对土地的渴望和要求，土地改革是深得民心之举，很必要，也很及时。但毛病也不是没有。比如政策规定不许打地主，但我亲眼看到在斗争会上打得很凶，有一对地主夫妇，因为受到体罚，一块跳河自杀。这个问题应引起注意，不然地主感到自己没有活路，不是反抗，就是自杀，那都不好。”
　　说到此，毛泽东笑着插话说：“你说的情况别的地方也有发生，但我们总的政策是斗倒地主，分田分财，给他出路。大多数地主有活路，不会自杀，也不会反抗。问题是贫雇农受苦受压多少年了，怒火一点着，就难以控制，于是对地主非打即骂。我们应该认真贯彻执行政策，努力说服教育农民，关键是土改工作队的干部。只要他们能执行好土改政策，就出不了大的偏差。”
　　梁漱溟接着说：“说到对四川的印象，解放不过两年，四川能出现这样安定的情势，不容易。解放前我在四川若干年，那是一个很乱很复杂的地方，变化这么快，出乎我意料。四川这一局面的取得，首先得推刘、邓治理有方，他们是当地的执政者、军政大员。特别是邓小平年轻能干，所见所闻，印象深刻。如解决袍哥问题，这在四川历史甚久，范围很广，影响很大。邓小平掌握的政策是对大多数袍哥不予追究，这桩事办得稳妥。大多数不予追究，他们自然也就慢慢散开了，相反，如果一一追究，却正好促使他们聚拢起来与新政府对抗。前因后果，利弊得失，十分清楚。邓小平之才干，就表现在这些方面。”
　　毛泽东听着笑出声来，大声插话说：“梁先生看得蛮准，无论是政治，还是军事，论文论武，邓小平都是一把好手。”

逝去的儒者——我的父亲梁漱溟
●梁培宽 口述 ○李菁 整理

　　
祖父与父亲


　　1918年农历十月初七那天北京发生了一件比较轰动的事：一人穿戴整齐，留下一封遗书，在积水潭附近投湖自尽。那个投湖的人，便是我的祖父梁济。

　　1918年农历十月初十是祖父60岁生日，他以准备祝寿，家中要大扫除为由，到积水潭旁朋友家小住。就在生日前3天，他按计划从容投了积水潭。

　　祖父在遗书里说“梁济之死，系殉情朝而死”，又说，如果能唤起国人“尚正义而贱诡谋”，则他的死“可以谓之殉清，亦可以谓之殉中国”。所以世人把他的行为简单视为“遗老殉国”，其实并不正确。新派人物陈独秀、徐志摩、胡适等人，也都写文章评论他“自沉”，他们并没有把祖父之死仅仅理解为殉清而死，反倒由此来反思整个社会精神力量的缺失。

　　父亲出生于1893年他形容自己幼时“既呆笨又执拗”，直到6岁，还不会自己穿裤子。有一天早上，祖母：隔屋喊他，问他为什么还不起床？他气愤地大声回答：“妹妹不给我穿裤子呀！”被全家引为笑谈。父亲少时爱静思，不喜运动，体质弱。读书时，经常看同学打球踢球而不敢加 入，只有等人家都玩罢，才敢一个人去试一下。因好想事情，神色完全不像少年，同学给他起了个外号“小老哥”。

　　很多人以为父亲幼时饱读“四书五经”，事实上因祖父赞成维新，在父亲学完《三字经》之后，就让他读一本叫《地球韵言》的书，内容多是介绍欧罗巴、亚细亚、太平洋、大西洋，这在当时实属一件很不寻常之事。7岁，父亲被送进北京第一所“洋学堂”中西小学堂，既念中文也学英文。

　　1906年，14岁的父亲考进顺天中学堂。他和班上3位同学是好友，有一天几个人谈到兴头上，提议不再兄弟相称，而是根据每人的短处拣出一个字来，以警示策勉。于是有人因稍显懦弱被取名为“懦”：有人因脾气暴躁被取名为“暴”：还有一人自谦为“情”；而父亲被取名为“傲”，从中可以看出他当年的一些性格。

　　
出世与入世


　　父亲从顺天中学毕业，他所受的正规教育到此为止，其后皆自学。当时革命派在天津办了一张《民国报》，19岁的父亲到报社做编辑，还做过外勤记者。

　　父亲原名为焕鼎，字寿民，经常以“寿民”或“瘦民”为笔名在《民国报》上发表文章。有一次，报社总编辑孙炳文在为父亲题写扇面时， 顺手写下“漱溟”二字，父亲很喜欢，从此这名字就伴随了他一生。

　　父亲身上多少有些祖父的影子。十七八岁时，他就开始找些佛教方面的书来读。1913年，离开《民国报》后，他原有的出世思想再次抬头。那时，他深陷于人生烦恼中，不愿在世俗趣味中混过一生，认为人生即是苦，思求出家为僧。

　　1916年，父亲写了《究元决疑论》，在上海《东方杂志》上连载，文章批评古今中外诸子百家，独推崇佛法。刚接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看到文章后，邀父亲到北大教授印度哲学。

　　在北大任教期间，父亲经历了由“佛”到“儒”的思想转变。他后来回忆，读《论语》时，发现开篇便是“悦”——“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一直看下去，全书不见一个“苦”字，这引起他的思考。《论语》中与“乐”相对的是“忧”，然而又说“仁者不忧”，孔子自言“乐而忘忧”，其乐观的人生态度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父亲对儒家的看法。他开始由“出世”转为“入世”。

　　在中国实行民主政治，这是父亲的梦想。民主政治现成的模式是议会政治，早年他即寄望于此。 可是民国创立之后，二三十年间始终无法确立这种政体，而只有国家四分五裂，军阀混战。父亲再三思索，认为西方社会能够确立这种政体，正是在长期争取民主的斗争中人民才具备了实施此种政体的基础，而中国广大群众缺乏民主政治的诉求与习惯，因此必须从培养人们的民主政治的习惯人手。 而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在农村 ，因此必须由农村人手。所以父亲决心从事乡村建设运动。

　　1927年父亲南下广州准备开始他的乡村实验。不久政局变化，支持他的李济深被蒋介石软禁，父亲就离开了广东。1929年，河南村治学院在冯玉祥的支持下创办起来，父亲受邀担任教务长。

　　1929年，河南村治学院招收了第一批学生，有400人左右。当年乡村工作的艰苦不言而喻。1930年父亲就是在学校所在的辉县百泉镇过的春节，而我们和母亲在北京，父亲给家人的信里说，他“并非不想念家人”，只因“见老百姓之苦”，而“此心恻恻焉”。当时军阀混战，兵匪不分，枪炮声与过年的爆竹声都混在一起。学生要轮流站岗放哨以自卫，父亲经常和衣而睡，以防不测。但因蒋介石、阎锡山与冯玉祥之间爆发中原大战，河南成了主战场，学院开办不到一年，便草草结束，父亲也离开河南回到了北京。

　　1931年，韩复摆脱离了冯玉祥，到山东任主席。村治学院副院长梁仲华向韩报告学院结束工作时，韩提出可以来山东继续他们的研究，后来就有了乡村建设研究院，院址设在山东邹平县。

　　1933年，父亲把我们接到山东邹平安家。虽是县城，那时却没水没电，也无文化生活可言。我放学后无所事事，无非是在河里玩水、逮麻雀之类。 有一天闲着没事进父亲的办公室，在桌子上一通瞎翻，想找到什么好玩的东西。父亲回来后见我把东西翻乱了，打了我的手心，那是我唯一一次被父亲体罚。

　　1935年，母亲因难产在邹平去世，那年我只有10岁。

　　
为团结而奔走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团结抗战的呼声占据了主流，国民政府设立了“国防最高会议参议会”，父亲与张伯苓、胡适、傅斯年、沈钧儒、邹韬奋等被邀请为参议员。1938年元旦，父亲申请到延安参观访问，希望了解国共长期合作的可能有多少。延安虽物质条件艰苦，但人人精神面貌高昂，每天一早起来，大家都哼唱着歌曲，此唱彼和，好像忘了人间劳苦，这给父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父亲在延安停留时，谈话最多的便是毛泽东，前后共谈了8次。除两次宴请外，他们的谈话时间都很长，有两次竟通宵达旦。父亲回忆在延安与毛泽东长谈时，通常他是坐着的，而毛泽东则常在地上踱步。对中国社会性质的看法，二人的观点常发生对立冲突，争辩激烈，谁也不能说服谁，但均不动气。谈话结束后，离开主席的小屋时，经常外面已是天色微明，但他的心情却格外舒畅。

　　1940年前后，父亲对党派之争不断加剧很是忧虑，于是他努力把国共之外的第三方力量组织起来，调解两党纷争。1941年初，他与黄炎培、左舜生等将“统一建国同志会”改组为“ 中国民主政团 同盟”( 以下简称“民盟”) 。

　　1946年初，重庆政治协商会议闭会后，各党派共同通过了五个“协议”，尤其是“政治协商”，确定国民党放弃一党专政，将由各党派组成联合政府。父亲认为国家政治将步入坦途，而他自己将退出现实政治，专搞文化研究。但不久内战硝烟再起，1946年4月22日，手足无措的马歇尔请民盟帮助调停，父亲不得不接过民盟秘书长的职务。

　　1946年，父亲担任民盟秘书长不久， 便发生了李公朴、闻一多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事件。李公朴与闻一多都是民盟重要成员，这种政治谋杀事件让父亲非常愤慨。他发表书面讲话说：“我个人极想退出现实政治，致力文化工作……但是，像今天这样，我却无法退出了，我不能躲避这颗枪弹，我要 连喊一百声：取消特务！我倒要看看国民党特务能不能把要求民主的人都杀光！”在记者招待会上，父亲又说，“特务们，你们有第三颗子弹吗？我在这里等着它！”

　　虽然形势越来越恶化，但父亲一直频频斡旋于国共之间。1946年10月12日早晨，刚刚奔走一番的父亲带着希望从上海回到南京，下了火车便看见报载国民党军队攻下张家口的消息。记者蜂拥而来，父亲长叹一声：“ 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此话一时广为流传。

　　几次调停失败，1946年11月初，父亲先退出了和谈，后又退出了民盟。后来有人说：“梁漱溟搞政治，但不懂政治， 所以总是失败。” 在我看来，这是因为父亲心目中的政治理念有所不同。在他的心目中，国家、民族的利益是第一位的 ，党派利益可以放在第二位。但在现实政治面前，像这种充满书生意气的看法，注定要碰钉子。

　　
历经风雨


　　1953年，父亲与原来的朋友来往都中断了。当时经常上门的只限于父亲早年的几个学生。

　　“反右”的时候父亲“幸免于难”，可他早成了“反面教材”，在政协大会小会上常成为被批判的对象。父亲从不为这些事情苦恼，仍专心从事自己的著述工作。但这毕竟不是一件令人舒心的事，有时他也会因此失眠。此时，他责备自己修养不够，不该把这些事情放在心上。

　　1l966年8月的一天，一群红卫兵跑到父亲家里抄家。一声令下，把梁家祖辈留下的书籍和字画以及父亲自己保存的一些名家于札，统统收到院里 付之一炬。抄家一个月后，在没有一本参考书的情况下，凭着记忆，父亲动手写作《儒佛异同论》，全文4万字完成后，又接着改写《东方学术概观》。 一些书稿被抄走后，他曾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发还。信中说：不发还此书稿，即不可能读写，无异于宣告我的死刑。信发出去后很久，终于收回若干被抄走的日记手稿。

　　1973年l0月开始的“批林批孔”运动又将父亲卷入了一场巨大的政治旋涡。在政协学习会上。人人要“表态”，唯有父亲一直沉默不话。可是“不表态”就是种“表态”，沉默是不允许的。会议主恃人三番五次“动员”，要他亮明自己的观点。 因要求保留意见不被允许，从1974年1月开始，父亲动手写文章阐述自己对孔子的看法。

　　1974年2月，父亲作了《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的长篇发言。在那“批孔”的狂潮下，他仍然捍卫孔子，替儒家思想辩护，无疑是件触犯众怒之事。父亲公开讲过“我的态度是不批‘孔’，只批‘林’”。 这引起了对他的大会小会不断的批判。1974年9月23日，历时半年多的批判告一段落，主持人问他有何感想，父亲回答：“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主持人勒令他解释。父亲说：“‘匹夫’就是独人一个

　　无权无势。他的最后一招只是坚信他自己的‘志’。什么都可以夺掉，但这个‘志’没法夺掉，就是把他这个人消灭掉，也无法夺押！”

　　我知道，在父亲内心深处，一直以“不容昧”作为自律的底线。所以即使面临当时的政治高压，他依然具有那种“虽千万人，吾往矣” 的勇气，而对可能发生的任何结果。

　　
生活中的父亲


　　在那些年月里，应该承认，我们兄弟俩与父亲的距离拉开了。父亲的为人如何，是否“一贯反动”，我们心中明白，但精神压力还是有的。

　　父亲自如他对家庭照顾很少。我的母亲黄埔贤念过初级职业学校粗通文字。像那个年代的大多数家庭一样，父亲在外谋生养家，母亲在家带着我们生活。我的记忆中父亲没有一个春节是在家过的，母亲去世那年春节父亲在广西山差，最后一个团圆节也没有能和母亲过。

　　母亲去世后，父亲就把我们托付给他的妹妹或者侄女照看。我们中学后住校，寒暑假同学们都回家了，我和弟弟还是要住校。但我们在生活上很早就自立了，也没感觉很苦。

　　虽然我们和父亲并没有生活在一起，但在感情上从未疏远过。他给我们的感觉从来不只是慈父，也是良师。他关心我们，但给我们的信中很少提及生活上的琐事，而是在思想上有所指点。有人问我，父亲是否很严肃？不，他从来都是以商量或建议的口吻与我们交快意见，从不命令或强制。 他关心我们的思想品德不在意考试成绩。有一次放假，接到学校的成绩单，地理考了59分，通知我提前返校补考。我顺手把成绩单递给父亲看，父亲看了没有一句责备话，他认为不需要说什么。

　　母亲去世后，父亲本来决心不结婚。l942年香港脱险后，他在桂林先后在几位学生或朋友的家里搭伙，朋友认为他这样的生前非民久之计，劝他再组织个家庭，父亲改变了主意。经朋友介绍，1944年，他与48岁的陈树菜女士再婚。

　　父亲能在这么多年的政治风浪中泰然坚持下来，一直活到95岁，这让很多人觉得不好理解。1979年，他写信给朋友：“一切祸福、荣辱、得失 之来完全接受，不疑讶、不骇异、不怨不尤。”这都是他多年来对佛学和儒学“践履实修”的结果。

　　对佛学的道理，父亲是“老而弥笃”。我们小时候跟他去寺院，从不见父亲拜佛、烧香，对他而言，最重要的是“破我执” 、“忘我”，如果一个人能“忘我”，不考虑个人利害得失，人的精神面貌就会有根本不同，很多问题就不成为问题了。

　　1942年，父亲自日军的炮火下逃生之后，写过一篇《香港脱险寄宽恕两儿》的文章，说：“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因为这句话，他遭到了许多人的讥评，说他 狂妄、口气大。我理解他还是出于责任感和使命感而发此感慨的，他曾说：“假如我所作所为，只求一个人享乐，那么我的安危只是我一人之事而已。”他认为自己对整个中国文化甚至于中国前途，都有所见，甚至有责任。他的任务没有完成，所以不能死。

　　父亲信奉孔子的“仁者不忧”，因此他“乐天知命”。抗战期间，有朋友在桂林七星岩请他吃素席，饭后在一株小树下聊天，恰敌机在头上盘旋下“蛋”，朋友吓得大惊失色，父亲却镇定自若地聊天。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北京人都逃到了户外，父亲却安居不动。在居委会的再三劝告下，最后才有几个晚上到寓所后门的草地上露宿。

　　1988年，父亲因肾衰竭住院。他认为佛家对生命的态度是“不求生，不求死，”顺其自然。5月11日他把我叫到床侧，示意有话要说。他说：“人的寿命有限。医生治得了病，治不了命。我的命已经完了，寿数就这样了。”我问他还有什么要交代的，他只坦然说：“火化。”

　　1988年26月23日，父亲的人生大幕徐徐垂下，享年95岁。他弥留之际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累了，我要休息......”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9期P10